徐恩曾风流成姓，惯爱渔猎女色，他宠爱的如夫人费侠相当漂亮。费侠在北平见满女中毕业后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南京的国民党社会部任科员，秘密从事党的情报收集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被捕，她的美貌和优雅气质很快就吸引住了徐恩曾。徐遂软硬兼施，迫使费侠自首，投入他的怀抱。徐恩曾“金屋藏娇”，特为她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租了一座单门独户、环境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他常来这儿与费侠寻欢作乐。说来也巧，费侠爱好文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尤喜欢读些欧美文学作品，对苏联小说、散文也很感兴趣。她对姚蓬子翻译出版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玲》等书相当欣赏。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收拾姚蓬子时，引起费侠的反感，责备丈夫的手太辣了，再三劝他对姚蓬子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毕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徐恩曾细想：如夫人的话着实有理，瞻前思后，真还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改变了态度。约半个月后，徐恩曾亲自找姚蓬子谈话，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示自己实在不忍看到姚蓬子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处决那样的下场。况且他与姚蓬子都是浙江同乡，又是世交。他劝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并不会太为难他。姚蓬子思前瞻后，终于屈服了。他很快被保释出来，且是由徐恩曾授意时任反省院副院长的鲍君甫（即名噪一时的杨登瀛）出面作担保。
姚出来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徐恩曾还安排部长将姚的妻儿都从上海接来南京团聚，后来姚为儿子文元的生日办了两桌酒席。当时姚蓬子兴致不高，以致太太骂他“瘟头瘟脑，脑袋不清”。这对夫妇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当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费侠同乘坐一辆小汽车悄然来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梦乡的姚文元，夸这孩子生得富态乖巧，有福相，日后必有锦绣前程，并留下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姚蓬子很感动，以后徐恩曾夫妇一直与姚蓬子夫妇保持私下来往。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姚文元则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宠爱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顺其意愿，名正言顺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多年后，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吓人，但他最忌讳别人提到他儿时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从1935年开始，经徐恩曾和朱家骅（中统另一个头目，亦是浙江人）安排，姚蓬子去芜湖《大江日报》（该报系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一天四个版，发行量几千份，主要新闻均来自南京中央社，没啥可读性。同时他仍兼《钟声》副主编。他来往于南京、芜湖之间。那时知名女作家丁玲仍被关押在南京的中央看守所，她是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的，出卖她的是她的后一个丈夫冯达。丁玲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拒不与当局合作，因此受到特务的残酷迫害。由于中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未敢杀害她。
1935年4月她被保外就医，迁往中山门外苜蓿园十一号的西式平房居住。养病的同时她又开始写作。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自由仍受到限制。姚蓬子的知名度远不及已出版《母亲》、《莎菲女士日记》等好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丁玲，但两人过去在上海就较熟。姚蓬子可以自由前往苜蓿园探望丁玲，与她共进午餐，谈论文学时政，还向丁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愧疚，反复表示他虽曾被迫脱党自首，但他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也未曾泄露党内机密。
说到动情处，姚蓬子赌咒发誓，还流下泪水，令丁玲将信将疑。显然当时她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一次还曾开口向他借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并接济远在湘西临澧家乡的母亲和幼女。姚蓬子慨然解囊相助，并表示不必再归还了，因为他眼下的生活较宽裕。他还告诉丁玲，他出于愧疚赎罪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在南京壮烈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丁玲相信姚蓬子没有说谎。姚劝说她不妨为芜湖《大江日报》和南京《钟声》月刊写点文稿以赚取稿费，改善生活，但她毅然拒绝了。她不愿变相地与残杀她的前夫胡也频又百般摧残她的国民党当局合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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