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倡导改革、实业救国。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
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8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结束。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同意美利坚民众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另外，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一些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因此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做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认为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越光荣，牺牲了几千万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我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权力要求另外一群人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的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的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很好的范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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