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对何畏可谓关怀备至。何畏在懋功会师战役中负伤，而且伤势不轻，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是，张便安排何畏任红军大学政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202页）中回忆道：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五、脱离革命，留给人们的只是深深地遗憾与惋惜
大量的史料表明，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说背景独特，是因为他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之所以说背景深刻，是因为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以来，路线之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到达延安之后的“批张运动”又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这使何畏长时间深深地陷入迷惘与痛苦。
一个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信任或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同时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仅仅因为站错了队而遭遇了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运：
对此，同样遭遇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国后曾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何福圣《带刀侍卫》）
其实，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并非何畏一人。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作了这样回忆：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于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大都不被信任。之后，他们自然流露出种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就连一贯以沉稳著称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为何畏鸣不平。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修订本）这样写道：……张国焘的妻子说：“还有一位何畏军长，他实在可惜了。何畏与李先念一样，都是国焘直接部属。此人勇敢善战，满身是伤，当国焘与我脱离延安后，老毛把何部队改编，将何送禁闭……后来释放，派他到前线工作，彼时一样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何畏走得愈远愈好。
在此期间，何畏还被迫背上一个天大的冤枉：在批张运动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学员反抗批张运动无限上纲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一书回忆了那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张运动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笔者注）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何畏与许世友不同，因为他有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又在厦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黄埔军校的军事专业的洗礼，遇到重大事情的心理反应不会轻易地情形于表。对此，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想来，何畏只能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了。可以料定，这段日子何畏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加上战伤病疾的折磨，其心灵上的负荷可想而知。
一个面对几倍于、十几倍于甚至几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指挥若定，面对反围剿、长征路上艰苦卓绝而信念坚定地走出来的红军将领，却在延安批张运动中陷入迷惘，却在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时候，选择了离开，离开了自己用心血、智慧参与打造的历经千锤百炼、无往而无胜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自己曾经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了曾经与自己肩并肩、生死与共的同志们、战友们。
在这里，笔者作了这样的假设：倘若当年不搞批张运动，批张不搞株连，倘若当年他能象应对长征路上艰苦卓绝那样泰然自若地面对那场批张运动，这将出现与他后来命运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红军将领由于选择了离开而使完全可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由此嘎然中止了。这使他曾经为之奋斗事业的后来人为之深深地惋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能记载着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而言，历史，只能重温与借鉴。已经融入那个时代的何畏的命运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凝重的思考。
二00八年八月三十日于海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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