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曾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泽东把和台湾当局沟通、恢复和谈的特殊任务交给了92岁高龄的章士钊。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飞抵香港启德机杨。抵港的翌日，章士钊就开始约见旧友。可惜天不假年，一个半月后，7月1日，章士钊在港病逝。章士钊病逝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为国共和谈奔走的老人。许孝炎等人表示要尽快将章士钊带来的中共和谈条件转告给台湾方面。
蒋介石得知章士钊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内心深处还是有触动的。一些国民党元老也受到感染。从美国回台湾不久的陈立夫即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他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以实现祖国统一。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尽管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行动没有及时作出回应，但是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74年元旦，越南军舰入侵我国西沙群岛。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湾“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越海战爆发后，驻守西沙的中国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同意增派海军，并特别强调：海军经过台湾海峡“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军海军军舰在东海和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这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艘导弹护卫舰在傍晚闪亮地出现在东引岛一侧，向台湾军舰发出信号，准备通过。台湾军方立即向蒋介石请示是否让中共军舰通过。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挥手应允：“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台湾海军打开探照灯，我方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毛泽东对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未能在生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很快便把台湾问题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到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的是更为贴切的“回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为1978年以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会得以实现。（何立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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