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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具有多重意味且“常议常新”的话题。史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讨，形成了众多学说。然而，近些年随着对中外各类经典史著的翻捡、重读，笔者愈发觉得有许多经典著述和结论值得进一步研读或重新审视，皮朗及“皮朗命题”即为其中之一。本文旨在从文明史研究角度着眼，结合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探讨皮朗所提出的命题对当下我们对西方文明所形成认识的启迪意义。
一
亨利·皮朗，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1862-1935)，一生著述众多，成就颇丰。有人曾感叹道：在鸿篇巨制《比利时史》一书中，皮朗将整个民族的情感连接了起来；《经济社会史》一书乃是他写就的一部永恒的经典之作；在《欧洲史》一书中，他敞开心扉，向一个更为广泛世界的读者们倾诉；而那部《中世纪的城市》又使史学界陷入一片躁动之中；《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更是至今仍在向我们挑战。自上个世纪40年代始，皮朗的学术著述便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并且多次再版。然而，除了一些专题性辨析和评述性短文外，中国学界鲜有对皮朗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文著。
西方文明是于何时并在何种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皮朗一生特别是晚年“最大的学术兴趣所在”。早在一战期问在德国的战俘营中，他就对伊斯兰扩张征服与西方文明形成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展开思考。战争结束不久，皮朗就开始以论文、演讲等各种形式对这一历史联系进行解说。直到其生命即将走完全部历程前夕，皮朗才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完成了对这些问题全面系统的解说。1937年，皮朗的家人和弟子们对该书的法文手稿进行整理、修补，并正式付梓问世。1939年，该书又被译成英文。西方学界将散见于有关文章和著述中的皮朗的思考和观点集中在一起，贴切地表述为“皮朗的命题”(the Pirenne thesis)。
依据其各种著述，笔者将“皮朗命题”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匈奴和H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作为罗马世界的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皮朗本人曾以“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述作为自己学术主张的集中表达。
皮朗命题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但批驳者更多。众多学者或从观点方面，或从史料方面，对其展开批评和批判。如罗伯特·S．洛普兹以犀利的笔锋指责皮朗过分地强调了某些材料而又过分地忽视了其他材料。再如，皮朗反复使用都尔的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这一历史文献，但这部著述又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呢?皮朗对当时整个欧洲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熟悉程度有多大呢?皮朗是否占据了一个对法兰克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的位置?还有一些史学家指出：虽然皮朗命题的吸引力是很明显的，但“《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的主题过分夸张，而且对于早期中世纪文明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从而使得他“关于早期日耳曼人的解说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坦率地讲，笔者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而且对这一领域学术史的了解也相当浅薄，故很难对有关“皮朗命题”论争作出准确而全面的判断。仅就自己所阅读的有关文献来看，皮朗在史料、文献的使用以及最终结论等诸多方面，正如那些批评者所言，显然存在一定的欠缺或不周之处，难以获得全面意义上的确立和学界同仁们的广泛认同。
在“史料”与“结论”这两处关乎一种学说命运最为紧要的环节皆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否就可以断定皮朗的学说休矣?然而笔者觉得下这种结论尚为时过早。理由有二：一是史料方面，在撰写最后一部著述的过程中，皮朗查阅了大量文献材料，既有各类编年史史书，也有各个中古王国的法令汇编和罗马教会档案汇编等原始文献；既以往昔历史文献作为自己立论之基础，也常常援引现代史学的论著为自己观点张目。据笔者粗略统计，皮朗先后引用的法、德、英和拉丁文、希腊文等各种语言的文献共计为170至180种左右，故而可以断定他绝非是一个凭空杜撰、游谈无根的学者。但遗憾的是，他所做到的一切尚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为何如此?笔者贸然揣测，除了过分依重某些史料之外，可能也与在当时学术环境下皮朗所能掌握的史料的数量和种类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关。其次，笔者以为任何一位学者被同行们予以评说、指责甚至被批判，都不是一件仅具有负面意义的可悲事情。只要出于纯正的学术目的，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任何的学术批评或批判都应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因为学术论争和论战是推动学术研究持续而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西方学术界对皮朗学说的批驳也应作如是观。对于这些批驳，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加以接受，正如我们对于皮朗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接受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一是从这些否定性的批驳中探究皮朗的不足或过错究竟有哪些?这些过错又是源于何种原因?尤其要注意在批驳中是否对皮朗学说的主张还有什么赞许肯定之处?二是在考察、判定这些否定性批驳的学理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对皮朗学说的学理价值作一番探讨；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评判其是否对后世史学研究具有某种启发、引导的意义与功用?因此，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考的角度，不是仅仅就史料证据是否充分，最终结论是否恰当进行辨析，而是对其所择取的观察视野和史观等方面作一番考量，或许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皮朗的学说有一更为确切而全面的认知。
二
皮朗的学术主张之所以卓然自成一家并具有巨大的“颠覆性”影响，不仅在于他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另类语汇对早期西方文明的形成作出了全新的解说。更是由于他所采用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同西方的学术传统截然相悖。
在对西方文明形成的考察中，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的传统解释模式。这种模式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日耳曼与罗马、古典与中世纪、奴隶制与封建制这样一一对应的两种要素、两个时代和两种制度的二元关系。并且为其所困，长期陷入两种因素中哪种为主、哪种为辅的争辩之中。苏联史学界虽然在史观上与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差异，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即注重从奴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但其分析结构仍未摆脱上述“二元模式”框架。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大体延续着这一状况，似乎多少年来未见到有何大的进展与突破。
而皮朗的解说则全然迥异于传统学说的分析框架。第一，以地中海整个地区作为考察的时空视野。自古以来，地中海周边的各个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皆凭借地中海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而地中海也凭借着这些往来关系逐渐地生化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随着亚历山大征服，特别是罗马人连续数百年的扩张，地中海地区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统一性和一体化的文明空间。这种一体化不仅仅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政治构架同地中海地理框架的全然合一，同时还意味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密切的文化交往，正是这一切使得古典文明达到了顶峰。正如皮朗所言：“罗马帝国所具备的最显著并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尽管帝国的东部地区为希腊语区，西部为拉丁语区，但这种地中海特性却使得整个罗马帝国具有了一种一体性，正是这种一体性将一种整体感赋予给帝国的各个行省。在拉丁语中，Mare nostrum这一词汇的含义为：我们的海，这片内陆的海是各种思想、各类宗教和诸种商品相互交往的通衢大道。”接下来，他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展开了对日耳曼各个民族的人侵、西罗马帝国衰亡和东罗马帝国的反扑过程与后果的历史分析，其结论是在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世界发起冲击之前“好像还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标志罗马帝国所创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终结”，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显示出社会的千年演化过程会戛然而止”。其缘故就是“新近形成的世界并没有丧失古代世界的那种地中海的特征”。皮朗认为中世纪形成要比通常确定的时间晚得多，而且这一过程相当漫长，“可以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从650年到750年。正是在这一无序混乱阶段中，古典的传统慢慢地消失了，而新的因素则开始出现。……及至公元800年，这一发展过程以一个新帝国的形成而宣告结束”。从其表述中我们看到，他把对西方早期文明形成的考察时段由以往的5至7世纪延伸到了8世纪乃至9世纪。笔者以为，这种时间维度的延伸是皮朗分析模式中空间维度扩展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如果将与“古代的断裂”视作他对时间要素的表述，那么“地中海的分裂”则显现出他对空间要素的关注，而时空两大要素在他的分析中又始终紧密地有机地联结为一体。
第二，除了传统史学早已关注的政治、军事等角度与层面之外，他将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沿袭、变迁也统统纳人到考察范围之中，并给予了更多和更为深人的关注。皮朗的学术旨趣一直就集中在经济史、城市史、商业史等领域之中，并取得了令同行们钦佩的成就。汤普森就将皮朗列人到“经济和社会史家”一类之中，并称其为“已去世的最后一位伟大经济史学家”。但更应注意的是，皮朗还是第一位把这些学术成果综合地集中起来运用于西方文明早期历史总体研究之中的史学家。正是从对中世纪经济史的思考中，他开始萌生出对早期西方文明形成问题进行重新探索的意识。此后十几年间，皮朗始终坚持对各种深层结构的史料进行收集、爬梳、整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坚实与厚重。诚如冈绍夫所言：“他把自己一生最后的几年时光都用于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即古代世界向中世纪文明过渡的研究之中，这一主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学者都极具吸引力；其中就有A．道普什、F．洛特和C．道森等人。后两者对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心理和观念形态之上，而皮朗……则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来探讨这一主题。”
第三，非常注重“日耳曼一罗马”之外的历史力量对西方早期文明形成的作用。皮朗将当时所有参与地中海这一历史空间变革的力量都熔于一炉，统统纳人到自己目光的审视之下，建构起由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等层面构成的多维分析框架，对日耳曼、匈奴和斯拉夫各个民族以及拜占庭、阿拉伯等各种历史力量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以缜密地辨析与解说。在对外部力量的辨析中，西欧与拜占庭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皮朗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他将二者之间的最后分离作为西方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而为“把拜占庭史和西欧史的来源和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理由”。而伊斯兰教大扩张对于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与作用是皮朗最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具特色也最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之处。可以肯定皮朗本人的确不是阿拉伯史方面的专家，但他却是第一位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在西方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历史学家。早在2O世纪初年，皮朗就提出了“穆罕默德教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兴起在破坏西方商业并使西欧陷入漫长的自然经济方面，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此后，他不断地重申这一主张并加以完善补充。最后，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予以全面的阐述。皮朗强调指出：“将伊斯兰教的扩张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同日耳曼人的入侵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加以比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哪个事物能够比这种比较更具有价值，也没有哪个事物能够像这种比较那样促使我们对7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予以全面认识理解。”正是通过对两次重大历史运动的比较，皮朗指出了日耳曼人人侵作用的有限性，并凸显出了穆斯林力量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
在对西方文明形成的早期，也即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过程的思考与认识方面，皮朗所得出的结论或许值得商榷，但其所创建的那种长时段、大空间和多维度的探索模式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
将皮朗的学说置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可发现它不仅蕴含着许多值得人们加以深思、甚至予以汲取的内容，而且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他对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帝国冲击的历史效应的分析颇具深度。
皮朗对早期蛮族国家在时代变革尺度上的地位的分析十分缜密，且极为慎重。他指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以各个蛮族在罗马帝国境内得以立足为开端的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导致一种绝对的历史创新的出现。”这种认识在其对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发展取向上所作出的截然不同的评价表现得最为鲜明。皮朗认为墨洛温王朝无论在社会制度、经济生活，还是精神文化世界上都处在不断继续罗马化的进程当中。加洛林王朝并非是墨洛温王朝的直接继承者，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结构皆同前朝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非是法兰克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其自身变革与伊斯兰教大扩张彼此激荡的产物。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征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学术理念与皮朗有着极大差异的汤因比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说：“第一个以法兰克王国面貌出现的是墨洛温王朝，它的目的本来是面对着罗马的过去，但是其后的加洛林王朝却面向着未来。”我们虽无法断定他的这种看法是否与皮朗的观点有关，但它起码告知我们这两位史学家的论断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历时数百年之久的法兰克时代必定会有所发展变化，但这些发展与变化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知甚少，探究得也远远不够。此外，历史上的许多事物或事件的发生的确在表面层次上给人某种“应然”的感觉，但实际上从“应然”到“实然”之间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环节和过程，倘如对这些环节和过程不加以仔细辨析，则很难揭示出“实然”得以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机理。蛮族大迁徙、罗马帝国垮台与封建主义产生和西方文明形成之间是否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尚值得深入地加以探讨。皮朗对法兰克两大王朝的分析大大深化了对那个时代复杂历史进程的认识，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启迪功用。
第二，对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作用的高度评估。尽管众多学者指责皮朗所秉持的主张过于武断和绝对，但是必须看到他的主张是具有很多历史根据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从总的来看西部仅起第二流的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他的某些评估也不无道理，同样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如他对穆斯林大规模扩张之后，对曾被罗马帝国改造过的地中海某些地区的加以再改造后果的评价是十分真实的：“现在这些文明的诞生地突然失去了它的文明，对先知的膜拜代替了对基督的信仰，穆斯林法代替了罗马法，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罗马语。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从此以后，地中海把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分开，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原来联接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我们绝不能以皮朗学说中的某些缺漏或不妥之处就将其全部的思想统统抛却。
实际上，西方史学界对皮朗学说绝非仅仅是批评这一种声音，尚有许多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或赞同皮朗的学术主张(当然，这其中并不排除某些学者独自获得了与皮朗学说相类似结论的可能，倘若真的如此，那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皮朗学说的可取性)。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对伊斯兰文明所发挥出的作用的评估显然已大大不同于以往。卡罗尔·奎格利认为西方文明的形成有四大要素，其中就包括萨拉森人的作用。诺曼·坎特认为：“伊斯兰教的扩张在中世纪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三种文明、三种力量和三种界线：即拜占庭、欧洲和伊斯兰。”虽然“拜占庭和穆斯林对西欧的影响要弱于日耳曼人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塑造新的欧洲文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还特别地指出：“穆罕默德并没有对查理曼的世界起到那种皮朗所主张的决定性作用”，但“皮朗以呼吁对伊斯兰教对西方经济的作用予以关注的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里·安德森说：“古典时代的结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标志，这场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形成的新的地域范围里，东西方对立的内涵改变了。”贡德·弗兰克则主张“非洲一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并以皮朗“欧洲的极端依附性”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颇有将皮朗引为前辈知音之意。而维克多·李·伯克更坚持，“法兰克社会的崛起使其内部连绵不断的斗争以及它对其周边诸多伟大的文明进行对峙抗争的结果，尤其是它与西班牙安德鲁斯的伊斯兰文明成功地进行对峙的产物”。此外，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曾对伊斯兰文明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斯特恩斯等学者对伊斯兰文明所作出的“第一个全球性的文明”、“一个极具扩张性和影响其他文明能力的‘主导文明”’、一个“世界级的文明”等等评价，则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第三，皮朗的史学实践、史学思想对于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史学研究的发展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皮朗与同属于法语世界的年鉴学派之间就有着一定关联。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讲，将皮朗视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先声和导引者之一似乎并不为过。还有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考古学”的兴起改变了以往考古学多以古代古典时代为主的状况，中世纪也成为考古学的重点之一，使得“考古学的证据正在成为重构黑暗时代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并“为中世纪早期的这些发展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尺”。从而导致了一大批与皮朗命题争论有关的考古成果的出现，这集中地体现在《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起源：考古学与皮朗命题》一书中。虽然该书作者们通过对西欧地区二十余年考古成果的整理全然否定了皮朗的观点，并作出了“穆罕默德和查理曼都是古代世界崩溃的结果”的最终结论。然而，这些否定者们却对被否定者皮朗的学术思想没有进行彻底颠覆，而是对他“那些充满胆识的论著持有一种敬重之情”。究其缘故，是他们认为“皮朗的命题”显然是“同中世纪史学这种陈腐的知识基础背景相对立的”。而皮朗则是“站在那种陈旧的关于过去的观念立场之外，对古代与中世纪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思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而正是这些成果使得皮朗本人有资格在史学永恒的殿堂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外，这些考古学家之所以对皮朗学说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大为褒扬，还在于他们考古实践的空间范围和认识视野也同皮朗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基本相同。这种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的治学态度颇令笔者深感敬重。
在“创新研究”风靡中国学界的今天，作为学术发展行进历程中的后来人应对那些前行者持何种态度十分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西方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书写是否准确、客观而公正。
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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