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成就、经验与启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55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彭丰文 参加讨论
3.研究成果空前丰硕。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成果空前丰硕，不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五种丛书”的正式出版，是本时期令人瞩目的民族史研究重要成就。1979－1991年，国家民委历经12年艰辛努力，主持、组织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等“三套丛书”初稿的出版工作，并增加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套丛书，统称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简称为“五种丛书”）[14]。2005年，国家民委启动“五种丛书”修订工程，2009年又启动修订再版工程。修订后的“五种丛书”共有364卷，丛书的电子图书也同步出版。[20]“五种丛书”凝聚了新中国成立后三代学人的心血，奠定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研究的基础，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里程碑。 大型民族通史著作的涌现是这一时期民族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其中，既有以“中国”“中华民族”为叙述单元的中国民族通史，也有以地域为叙述单元的区域民族通史和省域民族通史，还有族别通史。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田继周、白翠琴、卢勋等12位学者通力合作撰写的八卷本《中国历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等中国民族通史著作以严谨的学术风格、厚重的历史叙述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成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经典之作。此外，区域性民族通史如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杨建新主编《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共13卷）、姜维公主编《中国东北民族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填补了中国区域民族通史的研究空白，推动了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省域民族通史与族别通史也大量涌现。大型民族通史的出版需要以优秀的科研团队、稳定的科研环境、充足的科研经费等条件为基础。大型民族通史的涌现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成就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时代产物。 专题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形式。各个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深耕细作”，涌现了大批研究成果，研究深度与广度大为拓展，研究重点与热点十分突出。同时，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 北方民族史研究一直是民族史研究的重点。研究视角较多汇聚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政权兴衰及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方向仍是重中之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存在激烈争论。中国学者在雄厚的史料基础和严谨的学术论证基础上，提出高句丽属于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代表性著作有马大正《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关于满族的族源、社会形态、八旗制度、文化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王锺翰、定宜庄、刘小萌、邸永君、滕绍箴、赵令志等。关于匈奴、鲜卑、突厥、回族、蒙古族等北部古代民族的政治与文化也是研究重点和热点，马长寿、林幹、周伟洲、段连勤、杨建新、白翠琴、田余庆、韩儒林、亦邻真、曹永年、达力扎布等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其出版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和经典性质。关于历史上维吾尔族、回族等西北民族和西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政权的研究一直深受重视，耿世民、魏良弢、余太山、杨志玖、刘迎胜等学者推出了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南方民族史研究在这一时期获得平稳发展。围绕对历史上百越、彝族、壮族、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和南越、吐蕃、南诏、大理等地域性民族政权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上南方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其中少数民族政治史、民族关系史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除前文已介绍的区域性民族通史、省域民族通史和族别通史之外，还有民族史专题的纵向深入研究。土司制度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吴永章《中国土司渊源与发展述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为土司制度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南方民族史知名专家，如尤中、吴永章、方铁、王文光、伍新福、田敏、成臻铭等学者。 多语种民族语言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推动“绝学”的传承与发展，设立“特殊学科扶持工程”。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等历史民族语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被纳入扶持范围，使这些濒临灭亡的学科重获生机，结出累累硕果。代表性著作有刘凤翥主编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共四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此外，还有史金波等领衔主持编撰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系列丛书。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编撰，目前已连续出版27册，这是本时期民族语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成果。同时，民族语言文献资料的科研团队得到发展壮大，涌现了照那斯图、史金波、刘凤翥、耿世民、聂鸿音、杜建录等重量级专家，培育了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 随着学术的发展与交流，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新清史”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及中国学者的回应，是这一时期民族史研究领域新产生的重要研究现象。“新清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其核心观点是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和“内亚”性质，主张把清朝从中国历史范畴中割裂出来，纳入边界模糊不清的“内亚史”范畴。中国学术界对“新清史”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理性的回应。代表性成果有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汪荣祖、刘凤云、黄兴涛等学者发表了系列论文，对“新清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不过，当前学术界对“新清史”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回应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历史上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研究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热点，涌现了一批论著。代表性成果有赵永春《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葛兆光等《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特别是土司的国家认同也得到关注，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本时期中国民族史学科成果数量众多，内容广泛深入，研究重点与热点紧扣时代需要，回应现实关切，研究视角、理论与方法呈现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综合运用的趋势。通过新中国七十年的学术涵育与学术积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完成了从初创到成熟的历程。 三、中国民族史学科七十年发展历程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民族史学科经历风雨七十年非凡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蕴含了可资参考借鉴的学科发展经验和启示，同时也显示了当前存在的某些问题与不足，值得思考和重视。 1.民族史学科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息息相关。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民族史研究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史学科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导致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给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史学科获得空前的繁荣发展，这与国家繁荣稳定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壮大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民族史学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是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史学科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从创建伊始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特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色，展现了民族史学术界拒绝盲从和教条、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科学研究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史学科的指导地位、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道路，是新中国民族史学科七十发展历程的重要经验。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史研究的根本宗旨、原则和目标，是民族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民族史学科从诞生之时就被赋予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整体观。重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是民族史学科始终坚持的学术原则，也是呼应时代需要、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功能的充分体现。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该文件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21]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史研究的宗旨、原则和目标，是民族史学科建设的自身要求，也是民族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4.加强理论建设是民族史学科的当务之急。近年来，民族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已有的民族史理论成果缺乏充分重视，造成已有理论成果在现有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的缺位，引发不应该有的混乱乃至倒退。例如目前部分学者对民族英雄的认定标准比较迷茫，对岳飞、文天祥等著名历史人物是不是民族英雄产生质疑和争论，在学术界乃至社会舆论中导致不少认知混乱，以至于影响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青少年的人文素养、特别是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带来潜在的严重危害。然而，这个问题老一辈学者如白寿彝、何兹全、方国瑜等人在20世纪已经作出非常清楚的回答，他们的观点至今仍然经得起考验。 其次，对国外新兴的学术概念、理论、思潮缺乏足够理性客观的态度，出现盲目崇拜、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民族史学科话语体系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内亚”这一西方学术概念在民族史研究领域的滥用已经相当突出。“新清史”的学术影响呈继续发展之势。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不仅引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而且对中华民族认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具有潜在的解构作用。 鉴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民族史学科建设既要“往前赶路”，也要“回头看路”，重视学科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巩固和加强已经取得的学科理论成果。对于国外学术理论、概念与思潮应保持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克服浮躁与盲从。 总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科实现了良好的传承和发展，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为主体的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体系，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批教学、科研人才，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局。当前，中国民族史学科依旧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促进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学术根基。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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