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等认为,必须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其对中国的威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在争夺中,相比较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8日。)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就是不得不进行备战防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多次讲过,“准备它早发动战争,有备无患”(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7年9月10日。)。“我们宁可警惕性高些,看到危险,才能努力想办法消除危险。”(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1日。)“只要你放松警惕,它就来了。这是我们对战略问题的总看法。”(邓小平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18日。)对外,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毛泽东曾强调:“要团结多数人,要影响多数人,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是战略问题。”(毛泽东会见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马)主席希尔等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14日。)邓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有几种力量连在一起对付它才行”(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5月4日。)。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对外国朋友讲:“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要争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较好。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中立也是比较好的。”(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4日。)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是:苏联继续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对中国则逐步采取孤立和包围政策。而美国对中国仍抱敌视态度。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等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苏联趁机加紧扩军备战,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逐渐趋于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加强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二是苏联利用自身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并陈兵百万于中苏和中蒙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对此曾指出:“两霸争夺,着重反对哪个霸,因为地区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3月30日。)因此,“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5日。)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2月22日。)。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页。)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并在许多场合作过明确的解释。邓小平说:“过去有一个阶段人们喜欢世界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及中间地带。现在这种划分已不能反映现实的政治状况。”(邓小平会见尼日尔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7月20日。)“国际形势中的新问题主要是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制定国际范围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6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三个世界的思想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4年4月10日。)。
对于第一世界,即苏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来等的一次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两面作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他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应该利用嘛!敌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嘛,敌人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这是我们过去斗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他们不能那样容易合作打我们。”(周恩来在全国人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中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概括起来说,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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