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状况的文献考察——基于疆域、制度与身份(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2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刘永刚 参加讨论
四、国家共同体内的族属身份与国民身份 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居于边疆区域的居民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集中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身份意识存在着历史文化的“民族（族群）”与政治法律的“国民”的两个基本维度，分别对应着文化属性的“族类群体”与政治属性的“国家”两大人类基本组织形式，呈现为“族属认同”与“国家认同”两套体系。当然，边疆地区居民的“族属身份”，既表现为基于所属族裔群体历史文化习俗的传承与现代适应，也体现了在国家政治中的身份价值。此外，由于边疆与内地距离造成的文化差异与疏离感、边疆的国家间过渡属性与邻国交流的便利性，边疆成员关于“族属”与“国民”的身份意识存在着一定张力，其国家认同也表现为一定的模糊特性与选择的可能性。 关于边疆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基本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便是对原本湮没和模糊的民族认同的梳理与确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环境与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背景下，近年各民族居民的族属认同（也即学界普遍称为“民族认同”）意识呈增强趋势，并直接体现为学界的国家认同研究热潮。就总体状况的研究来看，有学者调查统计后认为“在民族认同上，哈萨克、维吾尔、藏、蒙古、回等民族的本民族认同度较高，汉族和壮族的本民族认同相对较低”，究其根源在于边疆居民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族际整合程度较高的居民，族属认同相对较低而国民身份认同度则较高，反之亦然。 分地区来看，有学者认为藏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心理形成与相对封闭独特的雪域高原和宗教文化有关。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藏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实现藏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有学者在对西藏的问卷调查发现，受访的藏族居民“无论是出于对生养之地的基本情感还是出于对目前国家状态的满意度，都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平”。但青壮年居民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41－50岁及60岁以上藏族居民受访者。相对其他民族居民，“藏族的本民族认同分数最高，尤其是对藏族文化的认同”。此外，关于族际关系，研究者发现“藏族被调查者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评价比汉族的评价要好得多”，认为影响族际关系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收入、教育水平、民族文化的现代适应、非均衡的社会结构等，放缓开发速度、调整政策体系则是建立和谐民族关系树立国民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向。 关于新疆地区，有学者基于系统问卷调查发现新疆被试各族居民对于国家保持着较高的认同度，认知、情感、行动等维度上“整体的国家认同情况处于肯定倾向中”。在新疆受访者对“何为中国公民”的回答时，有32．7％的调查对象做出了正确回答。86．9％ 的调查对象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非常自豪”或“比较自豪”的。可知，新疆各族居民有着较强烈的国家认同，当然进一步提升国民教育与国民文化对于国民身份意识的巩固有显著的意义。 内蒙古当地居民有着较强烈的草原情结与本土意识，这与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有关。有学者调研显示，当地居民对于本族属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呈互强态势。蒙古族、达斡尔族的受访者对于族属与中华民族均有着较强的认同，分别达到63．2％和62．0％；鄂温克族受访者中有半数“既认同本民族也认同中华民族”，另有10％以上的受访者更认同于本民族。同时，内蒙古居民对国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认识同国家参照直接相关，“73．4％的受访者将中国人身份位居第一，本民族身份位居其次；10．1％的人将本民族身份排在第一位，中国人位居第二；16．5％的人认为中国人和本民族身份是同等重要的”。 在另一项关于青海哈萨克族认同意识研究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马海村89．23％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是中国人”“非常自豪”，10．71％的选择“比较自豪”。在关于“是否看重自己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时，受访者均“表示看重”且大多数“觉得其他民族的中国人和自己是‘一家人’”的同时，又“都认为自己介意与其他民族的人通婚”。可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更广泛的社会一体化实践。关于西南边疆地区居民认同意识中族属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呈多元状态。有学者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民族认同属于中等水平，但国家认同水平较高”，并得出“民族认同的增长并不会削弱国家认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被另一项研究所支撑，研究者揭示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社会认同最低”的状况，表明在该地区族际差异更多的是社会结构性的，文化差异居于次要地位。此外，在同项研究中，呈现的20岁以下受访者的族属认同更高及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民族认同较高的现象值得注意。另有学者以广西青年为样本的研究得出“民族身份对于青少年个体的国家认同已没有太大影响”的结论，研究者认为该现象“与广西地区的民族交融程度有直接关系”。此外，关于西南边疆跨界民族成员认同意识的研究呈增长趋势，基本结论是跨界民族内部同质性逐步衰减，其与所属国家的社会同质性呈增强趋势。 从以上研究回顾可知，边疆地区居民国民身份与族属身份认同意识总体呈协调状况。所见研究，一方面未呈现族属身份挑战或削弱国民身份的情况；另一方面族际关系尚未达到“交融一体”的程度，塑造国民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建设基本内涵仍须彰显。此外，部分调查研究显示的边疆地区青年较高的族属认同，以及是否会与国家认同意识发生抵牾，尚待跟踪研究。但显然，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国内的社会结构、制度、政策当是边疆居民认同意识形成演进的基本社会环境。同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的“中国认知体验、中国价值信念和中国行为意愿”，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五、讨论与趋势 “疆域”“制度”“身份”三维呈现的边疆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状况，是社会人基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思想意识加工结果。其中心是社会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合法性、有效性的考量。作为社会人身份体系与组织方式基本形式的国家与民族，在边疆社会成员认同意识生成中具有规定性作用。综合所见国内相关研究，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关于研究的议题。基本议题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国家认同状况测量。相应的，所见研究对象多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为主，边疆地区整体居民或对汉族居民的认同研究少见。当然，这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居民集中居住有关。相关议题设置的基本假设是冲突论，这表现在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边疆居民与内地居民、少数民族与汉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四类冲突形式。所有的冲突最终均呈现为边疆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与整体的国家认同间关系的探究。这种研究预设与路径的缺陷已有学者指出。 同时，在相关研究中大多集中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上，但对于国家认同构成要素的疆域、制度、身份等的深入系统研究有待加强。所见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直接切入边疆居民的“身份体系”与“身份认同”，关于疆域与制度的认同研究尚显肤浅。尤其关于制度的研究，重点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上，关于国家整体制度与边疆治理政策对边民意识中的认同状况形成及影响的系统研究更为少见。 第二，关于分析视角与展开路径。近年参与到如火如荼的认同研究的学者分属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民族理论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相关研究的分析话语与展开路径也呈多样特征。所见研究基本呈现3种分析视角与路径。 一是内地中心的视角。具体体现为以文化差异为基本起点，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带有鲜明的“中心－边缘”特征。这种分析视角的基本假设是因文化差异与地域距离，中国社会的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容易产生国家认同问题，而主体民族（汉族）并不存在认同问题。 二是民族问题的视角。在国内特有的“民族”话语体系下，以“民族”为问题起点，以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二元关系探究为基本逻辑。该视角是“中心－边缘”视角的延续与发展，所不同的是在民族问题视角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主要的分析工具，以维护各民族权益巩固国家认同为认识逻辑。 三是边疆治理的视角。也可称之为边疆治理的国家视角。该视角重点强调边疆居民统一的国民身份是边疆治理的客观依据，以国家整体安全为基本立场。所见研究虽然也注意并重视边疆地区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人口结构，但突出强调打破边疆族际治理模式树立以边疆区域为单元的整体边疆治理观，推动政党主导多元协同的边疆治理体系以强化国家认同。 第三，关于研究的基本结论。所见国内研究均以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基本立场，以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为边疆治理的基础性目标。当然，因研究视角的差异，存在着抑制民族认同论、文化多元论、国家民族认同论、公民身份统一论等不同展开路径。基本结论有三个：一是，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国家认同问题；二是，边疆地区居民的族属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对立与冲突关系；三是，边疆居民的国家认同易受到外部影响而需要持续巩固建设。 当然因研究者设定议题不同的视角与研究路径，在研究结论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其焦点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居民权益的边界与维护上，并进而延伸到国家制度与政策体系上。同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也存在着同步性问题。理论研究基本将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导向“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探究，并得出民族认同一定程度上会挑战国家认同，须保持国家认同较之民族认同优位态势的结论。而更多的实证研究则主要以边疆大部分地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协调共处为基本结论。 第四，关于研究的趋势。9年前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家认同研究，“还未能将宏观的结构分析与个体研究充分地联系起来”。国内近年的国家认同研究中，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政党认同、中国梦等的研究呈增长趋势，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方略对于社会意识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对于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但总体看，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研究的结合问题依然存在。目前学界以边疆“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国家认同研究，基本假设是少数民族居民更易发生“国家认同问题”。该假设在便捷识认治理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全民属性的理论困境，以及普遍人口跨区域流动下边疆大部分地区居民族属结构迅速变动的客观现实。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利益的分化，边疆地区同一族属内部成员利益的多元以及公共利益的普遍性，边疆地区民族的社会认同意识的族属统一性呈下降趋势，社会认同意识更直接受到国家制度与分配机制的影响。而且，因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之民族”内部结构，“民族认同”应包含着“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两个层次，但学界多将民族认同定位在少数民族层面。这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家认同建设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简言之，“作为一项事关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工程”的国家认同建设，在边疆地区是以整体性的国民身份为社会基础的。虽然面临着一体需要与多元社会的客观国情，但均等的国民身份与国民治理体系，显然是国家统一与疆域稳定的现实基础。无论怎样去解析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结构与层次，边疆居民国家认同状况所呈现的显然是国家治理绩效与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结果。所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的国家认同建设方略、以共同体意识整合相关研究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以国民塑造为内涵的国家认同建设方向，须直接体现为边疆治理的实际绩效。如此，方能真正推动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化并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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