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27 爱思想 钱茂伟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口述史研究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不断拷问的话题。它是强调人为本位的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据此观察，口述史是活人历史研究，有别于死人历史研究；是直接历史研究，有别于间接研究；是双向的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研究；是声像形态的历史，有别于文献形态的历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有别于死人无感的历史。 关 键 词：公众史学/口述历史/活人历史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17AZDO2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 口述史肯定有理论，但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却大有讲究。口述史理论与技术研究，首先应是历史文本初生产层面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其次才是历史文本的再研究。在根据文本再研究的经典历史研究模式下，学人的第一反映往往是根据口述史文本(文献的或视频的)做研究。这类口述史文本再研究，实际上看到的是剪裁过的文本。这样的口述史理论研究方式当然需要，然而却有点“矮子观场”的感觉。笔者更关注口述史生产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学理与方法思考，主要是口述史生产、传播、应用环节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理论是对现象的学理思考，问题是实际遇到的让人有点疼的问题，不是无病呻吟。凡是口述史生产、传播中遇到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做学理分析。这样的口述史问题从哪找？公开出版的文字口述史作品，恐难以找到这样的问题。口述史文本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者往往不会公开表达出来。多数人压根儿不关注，就是采访、倾听而已，缺乏问题意识，遇到问题也不会深想。笔者因为重视理论思考，所以关注口述史生产环节的诸多理论与技术问题。口述史生产中的问题，必须来自于口述史实践活动。具体地说，来自本人的口述史实践，来自于别人的口述史实践。别人的口述史实践活动材料，一方面来源于已经成文的文章或后记，另一方面得有意识地找采访人聊口述采访背后发生的故事及遇到的问题，从中提炼口述史问题。之所以要研究口述史理论，是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促进口述史的生产与传播。口述史理论研究必须来源于实践，最终仍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活动。这样的理论思考，才是有生命力的。对口述采访背后、编辑背后的通透观察与思考，才是口述史理论思考的关键。如果光看口述史文本表层，是发现不了口述史背后诸多奥妙的。 口述史研究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不断拷问的话题。目前的口述史研究，仍存在几大误区：一是文献史学与口述史学不分，二是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不分，三是前代史与当代史不分。笔者提倡的全新观点基本有六：一是人为本位的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二是活人历史研究，有别于死人历史研究。三是直接历史研究，有别于间接研究。四是双向的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研究。五是声像形态的历史，有别于文献形态的历史。六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有别于死人无感的历史。①下面详细论述之。 一、口述史是活人历史研究一途 口述史，本质上是当代人历史的研究，它上面更大的建构单位应是“当代公众史”。当代公众史是以当代人为中心的历史建构单位。人为本位的公众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传统历史的建构单位，主体是国家，其次是地方、家族，分别称为国史、方志、家谱。这三种历史建构单位实际上仍是组织本位的，只是建构单位级别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近来反复强调的是，要在组织本位的历史建构之外另辟一个战场，以人为中心研究历史。不同的建构单位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建构单位会有不同的特点，所系内容是不同的。以人为中心讲述历史，可以将个人、家族、学校、单位、城市、国家几大方面的历史串联起来，这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历史记录体。 人，可分为死人与活人。死人与活人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体说来，所谓死人，是指离当下百年、三代以上的人；所谓活人，是当事人尚活着或三代以内相关人(子孙或门生故吏)尚活着。简单地说，当下没有利益感觉的人，就是完全的死人；反之，当下有利益感觉的人就是活人。死人历史研究，可称为前代史；活人历史研究，就是当代史了。当代史是活人史，活人史是一个有利益诉求的世界，历史向来难写。 当代活人史的记录，可以有笔书与口述两种途径。传记、家谱均是文献形态的不同载体，口述史首先是影像形态的作品，其次也是可以改编为文献形态的作品。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不同的参与群体，不同的参与模式，有不同类型作品。前代史研究多数是写作，而当代史研究则可以大量借助口述。作为活人历史研究，口述史有以下特点： 1.通过第一手的大脑记忆来研究。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在默认为文献再研究的经典历史研究模式中，档案、日记是第一手文献。有时，正史也成为第一手文献。总之，第一手文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最早的文献。对当代公众史来说，这些都是已经成文的文献，时间都有点晚了。当代公众史则可以搜集到更为前沿的第一手资料，即各人的大脑记忆。大脑记忆才是真正的第一手过往信息。人类是时间动物，所有的言行均有时间性，过了时间点就消失了。即使录像下来，能再现其动态面貌，但它的实体仍消失了，这就是实在的一度性。人类之可贵在于有一颗奇妙的大脑，它是人类自带的一个核心器官，有记录与再现功能。它始终与人同步，人行进的每一步，大脑都会自动记录下来。如此，消失的实在会以实在的记忆形态存在，可称为“不存在的存在”，这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存在，历史学关注的正是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记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历史存在就是大脑记忆的存在：没有了大脑记忆，人就是行尸走肉而已。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会经历无数的事，说无数的话，想无数的念，如此，他的大脑会存储无数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库。当然，大脑也有遗忘功能，大量的信息会丢失。即使这样，仍可保留巨量的信息。如果能及时记录下来，可以留下无数的生活史信息。即使不借助文本记录下来，也可靠大脑存储无数的信息。大脑记忆可以进一步加工成文，就是人类的文本。大脑记忆是一切文本建设之本，这正是我们关注大脑记忆的原因所在，也是强调大脑记忆是口述史之本的原因所在。当我们提倡人人参与时，许多人抱怀疑态度。笔者的看法，“人人参与”不是学人的臆想，而是客观要求。因为当代史的过往信息存在于大脑记忆之中，如果当事人不参与口述，何来当代公众史？之所以要提倡做大规模的公众口述史，就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存在于各人的大脑记忆中，必须通过口述让当事人开口说话，才有可能寻找到真实的历史细节，从而建构更为可靠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后人、旁人说史更为可信呢？ 2.当事人的自我建构可参与进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学人的臆想，而是客观现实。消失的实在是如何变成记忆的？当事人是如何认知与记忆的？在日常生活中，当事人是如何加工自己故事的？这些均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说来，人们事后会再思，从而丰富对过往事件的认知。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经与他人的分析讨论，会想得更明白。经此内外分析，他的认知与故事建构会更系统，这正是“人人是都是自己历史的历史学家”的原因所在。口述史搜集到的大脑记忆，不完全是纯客观的当时信息，多数经过了当事人的事后加工。人人事后会再思、会解释、会建构、会沟通，人人是自我历史的解释者与建构者，是第一层面的历史建构者，所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客观现象。后人搜集到的大脑记忆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即过往记忆及其解释，这也突显了当事人在当代历史建构中话语权。 3.由内而外的亲历感。为什么必须要当事人来讲而不是由别人代讲，换言之，当事人讲述的优势是什么？由内而外的讲述有直觉性。大脑记忆的特点是，看得见才说得出。《宫女谈往录》②述及当事人何荣儿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就是大家只能看到故宫的“外壳儿”，无法闻到故宫“味儿”。身历其地的人可以闻着味儿，这正是当事人由内而外讲往事的优势所在。后人由外而内的视野，只能看到外壳，无法闻到内在的味道。这种身历其事后形成的第一直觉性真实，是旁人、后人无法体悟到的、言说的，这才是真实的第一手历史，这正是提倡“心灵考古”③的意义所在。 4.有情感的讲述。经典的专业史学有一大要求，强调客观性，尽量避免主观性，这是从自然科学那儿引申出来的规则。这在死人历史为主的前代史研究、文献的再研究上不成问题，但在以活人为主的当代历史书写上，却是不太合适的要求。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一则声音与文字的性质是不同的，文字是描述性的，是冰冷的；而讲述是带情感的直接表达，是有温度的。二则源于大脑记忆的初研究与源于文献的再研究。建立在文献再研究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要求说理、客观是可以做到的。源于大脑记忆的当代公众历史书写则应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它要求当事人开口说话。当事人是有情感的活人，是有价值观的人，所以他的讲述必定是带有情感的，有价值观的。这不是坏事。 5.是理解人的最有效手段。经典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单向的文献解读，“对于人的内心变化，往往无所着力”④。口述史“与活人对话”⑤，转向了心灵打捞层面，直接的对话可以读懂对方的心。罗志田说：“史学本是一门理解人的学问。……要理解你身旁的人，理解过去的人，理解很遥远的人。”⑥口述史采访是了解他人的理想途径。年龄段近似、经历相似的同时代人，显然更容易理解对方。关注身边人的历史，也可让年轻人得以转变视野，关注身边亲朋的过往历程，增加谈资话题的深度与广度。 6.大脑记忆是“一人记忆”，一人记忆就难免有认知的局限。要承认一人记忆的合法性，以前说法是“主观的”，现在的说法是“主体的”。只有当代人留下了无数的个人记忆，后来的史家才能进一步建构更为复杂、更为客观的群体历史。期望口述史者解决后面史家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要给后人留碗饭，不同时代的人做不同的事，口述史者做当代人的事，后代史家做后代史家职责的事，不能将两者混淆。职业史家往往无法接受口述历史，将之视为拖油儿，正是因为混淆了初研究与再研究的区别。笔者的想法是，第一层面的历史建构允许有情感，有情感才是真实的；第二层面的分析则要剔除其中的情感、利益与价值观成分。 二、口述史是双主体参与的直接研究 活人历史研究要遵循共建模式。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双主体参与，是共修历史。所谓双主体，是对相于单主体而言的。过往笔书的历史研究多是单主体修史，一切由作者搞定，决定其对否。双主体研究意味着有双方力量参与，即采访方与口述方。双方可能是各一个人，也可能是各多个人。即口述人有亲友陪同，采访人也有一个团队，特别是录像模式下的口述史摄录活动须有一个多人团队。在双主体中，各人的作用是不同的。采访人是演戏的导演，口述人是唱戏的主角。口述史采访是主动出击，更为积极。自我回忆，必须具备自我历史意识。对没有自我历史意识的人来说，必须通过外来的口述史的主动出击，才能完成。这是一种主动的、公共的、有意识的历史保存活动。如果不是采访人来问，当事人没有机会叙说。口述史不同于平时生活中老人自动的片段叙说，它是采访人有意识的历史采集工作。采访人是提问题的人，是老人直接历史研究者。在一定的时空框架下，老人的历史会一点点呈现出来，它是系统的、有意识的梳理与研究。 双主体参与可以弥补双方的不足。采访人与当事人作为不同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彼此间有两大矛盾：一是信息不对称，一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人的历史往事；二是精力有限，一人难管那么多人。如果让当事人或相关人参与进来，就可解决这两大矛盾。双主体参与可以打破独立建构。活人的记录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自我回忆来进行，这就是独立建构。口述史是共同建构，是在采访人的问题框架下呈现自我历史的。 有人会说，口述史不就是你问我答吗，这太简单了。有时口述史确实是这么回事，有时要复杂得多。口述史也是一种历史研究，采访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研究活动，一方提问，另一方回答。得找主题，提炼问题，只有知道了要什么，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在倾听的过程中，要善于捕捉题材的价值与意义。中间遇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会进一步拷问，自然更是深度研究。在询问过程中，会不断地深化活人历史的认知。它遵循一般历史研究规律，要有问题意识，要提出你的问题，才能搜集到你想要的历史。如加上一些因果关系提问，结构会更复杂更严密。也就是说，问题可分两类，一类是提示性问题，另一类是追问式的问题。这与通过文献来研究，没有本质区别。 有了口述史，历史学研究形态也可增加一种，原来是间接研究，现在可以直接研究了。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的区别，在于有否有活人。没有活人，完全凭文献进行的研究，是间接研究。直接研究，指根据活人大脑记忆进行的研究，意味着不再完全靠文献，直接找人就可做历史研究了。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效率也可提升。从事前代史研究要靠外来的前代历史数据库，而从事当代公众史则靠自带的当代历史数据库。解释模式也不同，前者是外来解释，后者是本体解释。前者难度大，只有部分人可能掌握前代史数据库；后者是靠自我经历积累，门槛低，人人可以参与。从当代史角度来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个体经过丰富的人生经历，积累了无数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输出来，就可成为当代公众历史文本。他们既是创造者，又是历史讲述者，甚至是历史编纂者，可称为当代历史记录者。从前代史角度来，确实只有专业史家适合研究；但进入当代历史领域，则人人可参与研究。从能力上说，人人会说，所以人人可参与。从资格上说，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所以人人有资格修史。资格、能力、资料三者具备，就可以参与修当代公众史，这就是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优势所在。他们缺乏的是历史意识与技术。如果有历史意识，有更方便的技术，他们就可以人人参与说史了。 口述史的出现让普通人得以开口说话。录音的出现使普通的人声音可以保存，也可以转录成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说史。史家本质上是声音的加工者与编辑者，以前是根据文献来写史，现在则可以根据口述史编纂成文。以前没有口述史，必须通过别人的记录，普通人的声音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现在不需要等别人了，只要自己有意识，或别人来采访，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无非有的人会讲故事，有的人不会讲故事。让更多的民众在文本世界开口说话，是今日最大的观念突破。民众是生活世界的主角，但往往不是文本世界的主角。他们在生活世界里说话，不过他们的声音不会自动成为文本进入文本世界。历史的世界是一个文本的世界，没有转成文本，就听不到声音，看不见其历史。生活世界具有一度性，消失了就看不见了。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是符号化了的世界。如果能成为文本，它就可以存在。要让更多的民众在文本世界开口说话，要让民众在文本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历来的中国历史编纂之所以只有帝王将相，那是因为士大夫掌握文字，他们优先将重要的君臣活动记录下来，从而进入文本世界，成为历史。而普通百姓的国家作用小，百姓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不在史官的记录视野范围内，结果民众的历史就未被记录下来，导致文本世界民众史的阙如。如何才能让更多民众在文本世界发出声音？多做口述史是一条捷径。一一采访，虽然比较费时，但效率比较高。有机会被采访，就是有机会成为直接历史研究对象，从而留下文本，留名青史。在文献文本一家独大时代，民众不太有机会入史，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写，也没有人来替他们写。进入录音时代，有了口述史，留史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开口讲述自己的过往，就有机会留史。有了这种方式，历史也好写了，历史记者的任务也轻松了，就是抛出话题，让当事人说，然后整理成稿。这样的方式更为便捷，上至精英下至百姓都可参与进来。通过口述史，可以呈现个体视野的历史。有了这些个人史，就可以建构不同类型的群体史与集体史。 共建的当代公众史也要共享。双主体参与，要求在图书内容的建构模式上也体现出来。转录的文本多会保留一问一答格式，但编辑成稿时往往会被删除提问。如果删除提问，剩下口述人言说，就变成自述了，抹杀了采访人的导演与主角贡献。所以，理想的口述史作品应保留问答格式。笔者做第一期《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时，缺乏经验，用的是自述模式，做第二期《时代华章：全国劳模口述史》时⑦，观念更新，部分稿件保留了一问一答的格式。之所以人说是部分，是某些过碎的一问一答，感观与阅读效果不好，放弃了。卢敦基主编的《永康手艺人口述史》⑧坚持了一问一答格式，值得肯定。不过一问一答过碎，说明采访人经验不足，口述人也没讲好，这可能是底层百姓口述的特色。另一方面，仅保留当事人的口述，也会让人产生稿子编辑不成熟的表现。当笔者将《藕池村史》初稿给某些熟悉传统史著体例的人看时，他们普遍无法接受。有人说，这是资料汇编。有人说，多是口述，不成村史。也有人说，书中引用“某人说”太烦琐。似乎是说，笔者没有尽力编纂，使之成一家之言。这么做显然不是笔者偷懒，背后有一套理念支撑，就是双主体参与，要让当事人开口说话，不是完全由编者一人来代人发言。简单地说，经典的史学研究写作强调一家之言，作者既是提问人，又是寻找材料、作出分析、做出回答的人，属“自问自答”。而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当代史建构，则是“我问人答”，也就是说，采访人提出相关问题，然后请相关当事人做出回答。当代往往是一个没有文献的领域，大家看到的“某人说”，不是现存的“资料”，而是进行直接历史研究后获得的答案。在双主体参与下，这个答案不是由研究者以第三人称来说出来的，而是由历史当事人以第一人称来说，这正是我们提倡的“大家来说历史”原因所在。“某人说”之所以显得“不厌其烦”，也正是因为他们详细地提供了答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当代历史写作模式，表面上都是“某人说”，似乎是堆砌，实际上是精心建构过的，中间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只是省略了提问环节而已。这样的疑虑，当然是熟悉著作体的学界提出的。至于村民本身没有传统文本参照系，自然也不存在难接受问题。 在双主体参与原则下，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权也是双主体的。这样才符合著作规范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拼音之父”周有光告儿子与编者李怀宇，是因为在著作权上出了问题，只有采访人李怀宇有著作权，周有光没有著作权。周有光要编文集时，发现难用此书，于是才出现打官司现象。⑨仅采访人署名，肯定是不对的，这可能是李怀宇与周有光不熟悉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方式，它应是双主体署名的。据说，冯其庸老先生非常重视口述史的著述权，怕别人乱改。著述权必须抓在自己手中，才是主动、安全的。在双主体参与模式下，谁主谁辅呢？从人问我答的结构来说，采访人是主，回答人是次。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谁先谁后，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采访对象的知名度大小。遇小人物，自然会遵循“采访人前、口述人后”模式；如遇大人物，可能就得遵循“口述人前、采访人后”模式。总的说来，谁前谁后，要看双方约定。如《风雨人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署名“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⑩。严格说来，这样的署名是不完整的。采访的主题是由宋本蓉提出的，整理是由宋本蓉与当事人共同完成的。冯其庸参与了全程的修订、定稿工作，贡献更大些，所以署名在前是对的。“记录整理”，似有不当之处。严格说来，不存在“记录”。转录，也是外包给速记员的，所以署“采编”更为合适些。 总之，活人历史研究要遵循共建共享模式。 三、口述史是声像史学 所谓声像史学，有别于文献史学。在中文中，讲与写是两大系统，这是口述史讨论的前提。多数读书人讨论口述史，往往着眼口述史的文献文本，结果越讲越复杂。习惯于文字文本的读书人，无法摆脱“文献为本”观念的束缚。将口述史转录、编辑成文，特别是经过润色以后，就成为普通的文献。所以，停留于口述史文献文本，是讨论不清楚的。 用声音表达的历史有几个特点： 一是即时性。讲与写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生产方式。讲说是一种即时生产机制，可以将不同的信息组合起来，将过往的记忆讲出来。口述史，是在采访人问题引导下的当事人过往岁月讲述活动，是当事人自我历史认知、自我历史话语的表达。人类的讲述，都是在特定的话题支配下来讲述出来的。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话题，可以讲述不同的故事。 二是系统性。口述采访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讲述，重在系统地了解对方，有别于熟人见面关注对方现状片段情况。而且，要求录音录像，成为文本。生活世界的讲述与文本世界讲述，区别在于有否录音录像。口述史是一个文本概念，它有别于闲聊的地方，就是成为录音文本、文字文本。平时的声音可以不保留，但系统讲述人生历史时必须保存。这是一种有意识历史讲述活动保存。录音的出现，可以将生活世界人际说话凝固化，成为声音文本。有了录音录像，生活世界的讲述就可成为录音文本，自动转入文本世界。如果不要转录，那是十分方便的事；如果要转录成文，稍微费些劲。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组织的项目对象都是专家，经常采访20次以上。如此，人人都可以整理出一本专书来。 三是主体化。口述史是活人参与的历史讲述，不可能没有情感。有情感是其优点，不是缺点。只有真实，才能感人。他会有自己的有色眼镜，后人不必紧张，研究者会修正，通过其他文本的比对，消除其偏颇之处。只有留下多人的文本，才能使之更为客观与公正。 四是用生活语言。讲话者用的是自己的自然语言，可能是方言，甚至带有职业语言。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生活语言”。口述史所用生活常用语，据说只要三千字左右即可。《打工女孩》语言简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词汇，但不失鲜活与色彩。只有书面写作，才会用上一大堆花哨的复杂的词汇。建立在口述史采访基础上的村史，“某人说”有较为浓厚的口语特色。对于这种口语化表达，读书人是难以接受的，不过非读书人没有问题。笔者的《藕池村史》较多地保留了各人的口语化叙述风格，只在局部作了修饰。之所以这么做有特殊考虑，不想让村史成为过于高大上的精英读物，希望更适合大众阅读。长于口述而短于写作的普通人，习惯的就是这样的风格。弄得过于书面化、标准化，反而不利于他们的阅读理解，标准化也会丢失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大众化普及思维，现行的按标准书面语操作的出版社及编辑不太容易接受，也许这是要突破的地方。 五是声像更易动人。之所以怀疑口述史，完全是文献形态观念在作怪，是过往似是而非的经验影响了其判断。大脑记忆有一个特点，须看得见，才说得出来。如果看不见，肯定是说不出来的，甚至要怀疑的、反对的。眼见才信，心动才会行动，这是人类决策的特点。进入声像历史形态，直接听人说往事，你会怀疑对方有问题吗？那是别人的亲身经历，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怀疑别人。 口述史是方法或学科？学界一直有争议。笔者更倾向认为，它首先是形态，其次才是方法。口述史是声像形态的历史建构，口述史要放到史学形态的嬗变来观察，才更为清晰。在只有声音没有文字时代，只有生活世界的口耳相传，所以称为史前史。“文字出现，信史时代才算开始，‘历史’才真正出现，故文始即史之始。”(11)有了文字，说话内容可借助文字成为文本，才称被为历史，称为文明社会。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是靠文字文本才能保存历史。中国的文字系统主要是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与生活世界的声音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人来到地球以后，一直无法建立声音本位的历史话语体系。欧洲倒是建立了声音本位的话语体系，但统一的拼音符号体系的确立时间非常晚，大约在15世纪。比较起中国的文字体系，他们的体系与声音更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一直有一套白话声音体系，只是因为没有录音，无法进入文本世界，成为研究之物。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的18世纪末，产生了录音、录像、照相。有了这些工具， 人类可以保存讲话、外貌，甚至动作。如此，历史记录的文本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进入声像形态期。今日，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录音录像技术得以普及，完全可以倡导建立口述史学体系。通过说历史，成为声像文本，就是一种表达历史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盲”不再是问题，“科盲”才成为新的问题。 有了录音技术，人类可以回归更为基础的口述，通过说就可以完成历史书写。有了录音，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可以实现无缝接轨。因为它撇开了文字的限制，直接将讲话与文本接轨了。中国文字在文本积累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有了汉文字，才有中国文化。然而文字有其天然的不足，那就是门槛高，只有小部分人可以读书。虽然在古代世界，中国的读书人是最多的。中国文字是一套符号体系，多数与声音没有直接的关联。口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想表达方式。有了录音录像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录音完成文本化，不必再借助文字。虽然，大家仍喜欢转录成文，但声像史学的成为风气是迟早的事。 说历史、听历史，这是声音本位的历史话语体系。突破文字本位传统，直接让大家来说历史与听历史，这是历史学的全新革命所在。由文献本位向声像本位的转型，这就是口述史学的实质意义所在。当下中国的口述史研究，仍停留于文献形态，强调转录成文，要进一步编辑成文，仍是传统的文献史学观念作祟的结果。唐德刚既扩大了口述史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又误导了口述史学的发展方向。唐氏之所以要如此做，正是传统中国文献本位观念影响的结果。外行或新手上来普遍会问“口述史可信吗”，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文献形态上的。今日讲口述史学，必须从清理文献史学影响入手。在文献形态下，是无法正确理解口述史的，甚至会将司马迁开始的社会调查也当作口述史。严格说来，它已经成文化，不再是口述史了。只有放在声像形态下，才能理解口述史的意义。有了声像口述史，历史成文形态成为声像文本了。它不是文献的补充，而是独立的形态，是更大众化的历史记录形态。 口述史的直接形态是声像，所以在线讲故事是口述史的未来出路所在，声像出版也是口述史的基本路径。老想着转录成稿，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中国是一个重文献文本的国家，有几千年的传统。今日，文献文本仍是主流形态，即使数据化仍是文字。文字是直观的，可以处处再现。视频的直观，须借助终端设备来再现。从多形态来说，声像史学应包括图像、声音、视频，我们应逐步转变观念，适应声像时代史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起点是高的，他们直接进入了口述录像模式时代。对电视媒体从业人来说，声像再现是十分普通的技术，但对以文献为主导的历史学界来说，仍是不太习惯的。 四、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 所谓“活人有感”，是一个特殊的当代史文本真伪与合适与否的活人检验标准问题。不同于死人历史，口述史作为活人历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死人历史如何写完全由作者说了算，死人没有话语权；而活人历史，当事人或相关人均有话语权，存在一个当事人与相关人检验问题。活人历史研究不同于死人历史研究，这是以前历史研究中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说虽遇到了此类问题，但没有提炼出相关的理论，仅仅说“当代史难写”，而没有研究当代史难写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涉及的是口述史作品的编辑、出版、传播中诸多难题研究。 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所谓活人有感，首先表现为当事人有感。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自己的事情自己最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一次采访某位私交尚不错的老教授，研究生整理出文稿以后，笔者擅自作主在微信号上刊登了。原以为老先生不会关注，不料他看到了，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笔者，认为细节出入较大。笔者立马道歉，发回稿子让其核对，重新刊登其审核稿。又有一次，《公众史学评论》出版以后，因为收录的2014年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发言未经当事人审核，某位朋友收到书后，因某些话有所出入，大为不悦，费时一天加以辨析，给笔者发来邮件。幸处理及时，双方谈妥，在微信号上重新刊登审核稿。还有一位朋友，仅因会议通讯稿中“士绅”被学生打成同音的“次生”，审核时没有发现，感觉有损他的形象，大光其火。当然，也有处事理性之人。第一期《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出版以后，因为通信录找不到而没有给当事人寄书，当事方风平浪静。第二期《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出版以后给当事人寄书，出了点小问题。笔者单位一位劳模给笔者发了邮件，以为有几处细节不当。笔者因为不常用此邮箱，较长时间才看到。事后反思这件事，确定过于胆大、偷懒了，连本校同事都没有让他们审核。 其次是第三方有感。口述史不完全是个人自我历史，也会涉及交往圈人物往事。这样口述史就会涉及第三方利益，口述人、采访人、整理人因为盲点而没有感觉，而第三方会在意，甚至会告发。蒋孝章是蒋经国女儿，嫁给俞大维子俞扬和，两人年龄相差超过二十岁，俞扬和有两次婚姻纪录，蒋经国反对他们的婚事，前联勤总司令温哈熊《温哈熊先生访问纪录》涉及此往事。为此，在美国生活的俞扬和、蒋孝章夫妇2001年控告温哈熊毁谤，这就是台湾口述史上著名的“温哈熊案”。可见其内容涉及第三方利益，应属不可公布之例。前副总理吴桂贤告前全国人大副主任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的口述史案，也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说吴桂贤是“四人帮”那边的人，这种过于敏感的事自然会让吴桂贤非常不悦。(12) 笔者主修了三部村史，已经出版了两部，两部村史均遇到了小小的麻烦。第一部村史是前任村支书责怪后任村支书说话不当，涉及了一场状告村里的经济官司。第二部村史，也是前任村支书责怪后任村支书说话不当，似乎阻碍了后任书记出任乡卫生所所长，导致后任书记无法享受到国家养老金。两部村史出版之前经过了村人的反复审核，结果出版以后仍会出现说话分寸上下问题，说明口述史性村史无人能承担全部校对之任，因为各人的记忆有限，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作为外人的主编，更没有感觉了。这也证明，口述史容易起争议或被人告发的地方，主要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表扬别人，没有问题；说别人“坏话”，容易被人告。当代不可说的话，可以婉转地表达，让当事人有一点面子。汉语的表达方式极为丰富的，完全可以灵活处理。 当代史信息存在一个全程参与问题。虽然当事人参与了口述，但最终成为文本以后仍可能出问题。其因有二：一是信息递减，理解有误。讲者、听者、读者、相关方，这是口述史涉及的四方人员，是口述史要处理的四大关系。从信息对称角度来说，讲者与利益相关方是最清楚的，完全对称。听者与读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盲点相当多。讲者的信息到听者层面，开始递减；到转录时，又递减一层；最后到读者层面，可能完全是盲点。听者尽管在场，由于受自己知识结构与听力的影响，转录时会出现偏差。到读者层面时，完全是雾里看花，根本不知所云，不知真实意图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的自我表达存在盲点与亮点问题。别人转述、编辑时，更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古人所谓“鲁鱼亥豕”“三人成虎”原因所在。二是传播空间大小问题。口述史是活人的历史，是活人的历史经验，对别人的品头评足是有个人价值观倾向的。口述采访属房间内的两人聊天，是小空间的，别人没有听见；即使听见了，因为没有录音，说过就算了。但形成文本以后，它就凝固化了。文本的优势是凝固化，缺陷也是凝固化。这种不当话一旦印进书中，容易引起非议，别人会在意某些话。也就说，从口述采访到公开传播存在一个再筛选的问题，涉及第三方的评价话要慎重，不能原封不动地用，这是传播中要注意的问题。从相关口述史案例来看，平时比较重视面子、有点文化但又不算太高的人，容易成为纠缠者；相反，文化程度高、比较宽容的人，则会看淡此事。 如何解决活人有感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我清查。从三部村史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成问题的，只有部分有利益冲突的个别细节不能写入。能讲述的东西都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事。口述史整理要做的是，将有利益冲突、负面评价性语句删除，以免留下后遗症。口述史稿不能过分追求原汁原味，过于原生态的东西不适合当下传播。尤其要让当事人亲自参与审核。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生活世界的人最有资格判断文本世界的再现是否有盲点。笔者做《藕池村民口述史》时探索出一种办法，转录稿出来后打印一份，让当事人审核。不过没有全面执行，因为多数人不识字无法审核。《藕池村史》编纂成稿后请相关有知识之人审稿，先让一位资深的小学老师审核。她女儿发现另一位小学老师口述往事时涉及这位老师，称其文革间也被斗倒，“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此话让参与审核的老师非常生气，给笔者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反复声称不存在这种事。由此说明，此类涉及第三方人事千万要小心。原来计划让其审核全稿，结果发现这位老师只关注自己一部分，由此也让笔者悟出，普通人只关注自己部分，不太会关注别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相关片段摘出来，让当事人审核。鉴于过往二部村史出版以后前任村支书容易计较，所以笔者特别关注书记部分的审核。笔者让一位前任村支书审核相关片段时，果然看得十分认真，上面涂涂改改了不少。尤其是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话，他主动提出要删除。由此证明，让当事人参与审核相关片段，这是最为有效的措施。如此可彻底解决涉及第三方利益说辞，容易引起争议的传统毛病。 让当事人参与审核也可提升口述史的质量。双主体以后，须由双方来保证。在顺序上，似乎增加麻烦，实际上是好事。因为，稿子编辑好后，本来就要找人审核。当事人直接承担审核之任，就可减少专家审核任务。爱惜羽毛、自我紧张，这也是学者的特点。懂文字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对文字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他们读惯了别人的文字，不适应口述史讲话成稿模式，会感觉说得十分乱，没有条理。所以，事前让当事人审阅，不完全是校对错误问题，也是重新处理文字的过程。让当事方事前审核，这也是一种知情权，见一种团结人的手法。当事人的过往言行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当事人最清楚。事前让当事人知情，事后就不会陷入被动局面。当代史生产中的难题，如果事前处理得当，可以成为历史民主化的一种方式，即让当事人参与进来，共同书写他们的历史。提供口述史机会，让其参与进来，大家来讲历史。转录成稿以后，应进一步让当事人审阅，让当事人参与审核。有人来告状，正说明事前成稿过程中的当事方参与不足。如果当事人参与了，他们就会成为共同的当代公众史建设力量，成为共同的推手。事后知道会相当被动，让他们成为反对力量，让作者麻烦不已。口述史公开出版是一种探索的动力所在，将可能的问题消灭于事前才是本事。这种本事须通过实践探索获得，现有的书本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 最后，口述史作品出版以后遇问题怎么处理？尊重当事人，取得当事人的认可，这是解决问题的技术。好商量的人，争取出一个修订版，在微信上发表。其次，是修订文本中的相关片段。台湾的法院最后以口述历史属于言论自由，判决温哈熊无罪。于《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出版社同意删除相关内容。《史家码村史》的最后处理之法是，将涉事一段话重新编纂、印刷、插页。《江六村史》的处理之法，让出版社重新印了二册。不过当事人仍不肯罢休，无限上纲上线。村史是公开出版之物，经过政治审核，自然不存在政治问题。最后谈妥共同修订，再出修订本。在网络时代，因为网络传播广，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影响。口述史作品的出版，是容易引起暗雷爆炸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只能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思考解决之道。 建构一套普通人听得懂的口述史理论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普通人是如何认知口述史的，他们又是如何认知历史建构意义的，如何让普通人听得懂，如何让普通人容易接受，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要了解普通人的想法，通过不同的对话，让他们接受口述史。学人能懂的话语体系与普通人外行可懂的话语体系不完全不同。公众史学的建设，必须建立两套话语体系，或者说要直接建立一套普通外行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才算成功。 公众史学不同于美国的公共史学，比美国的公共史学更有水平。不必以美国为标准为标准，这是丧失自我学术话语体系的表现，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公众史学体系。中国的公众史学建设，可以解决历史学的大众化问题，这是真正的公众史学。 口述史，人人有资格参与进来，成为历史记录的主人，人人是历史的记录者，这才是意义所在。向来的历史记录靠文字写作来完成，如果不会写作，没有来人帮你写作，则人过往记忆的文本化工作就无法完成。现在，只要口述就可以完成文本，大大方便了普通人。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第三方代理记录的模式，当事人可以自理了，可以直接讲述，使之成为文本，此乃一大巨变。不过，当有这样的机会时，当事人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一日遇某位前副校长，与他说及此事，他就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也确实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历史学向来与公众无关，没有服务公众历史记录的传统，他们自然没有这样的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史是根据大脑记忆的整理来完成的学术研究。比起完全靠文献来做的间接研究，显然成本更低。人人有其过往经历，人人有大脑记忆，人人会说。有了智能手机，人人可以录音录像照相。这种方式不需要外借大量文献，就可以做历史研究，这就是当代人说当代史、写当代史的优势所在。由此，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直接的、低成本的、人人可参与的、人人得成为书写对象的历史研究模式。读与写的门槛均高，说与录的门槛显然低得多。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录制已经便捷化了。寻找特定的主题，寻找特定的当事人，稍花时间即可完成。有了口述史，历史学更活了，形态更丰富了，参与人更多了，服务对象更明确了。口述史的引进是历史学形态的革新，是参与方式的革新，参与人群的革新。从这角度来说，将口述史独立成学科是可以考虑的。口述史学，既是形态，又是方法。当然，将之放在公众史学，更容易受到史界认可，否则它就是孤魂野鬼。 活人历史研究的提出，为历史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魔盒。笔者主张历史学要建立双中心研究体系，一是死人历史研究体系，一是活人历史研究体系。要以活人历史研究为主，死人历史研究为辅。从人力投入来说，活人历史研究兵力投入80%，死人历史研究投入20%。当代人说当代史、写当代史，应成为历史学优先关注的事项。提倡做当代史，就可以及时梳理当下人、组织过往经历，为当下所用。当代史是大家直接经历过的、可以感知的历史，更有借鉴意义。 口述史是增量研究。口述史是一种历史文本初生产方式，是于没有文本处建立文本的机制，可以直接开挖大脑记忆资源。通过口述史方式搜集大脑记忆资料容易，难度系数低，可以保存更多的原生态信息资源，从而实现增量研究。 注释： ①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性质及意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涉及部分观点。 ②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③[美]乔治·弗兰克尔：《心灵考古》，褚振飞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陈墨将此应用于口述史，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陆扬：《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新史学1902，2019年6月14日。 ⑤定宜庄《“跟活人对话”》，大众网2018年5月5日。 ⑥罗志田、赵妍杰：《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思考》，《中国近代史》2016年第2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号2016年6月4日。 ⑦宁波党史研究室编：《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时代华章：全国劳模口述史》，宁波出版社2015年版、2017年版。 ⑧卢敦基主编：《永康手艺人口述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⑨吴小攀：《周有光将儿子告上法庭》，《羊城晚报》2011年4月17日；《“周有光状告儿子”是怎么回事？》，扶桑旸谷的博客2011年5月11日。 ⑩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风雨人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1)龚鹏程：《龚鹏程谈汉字：独有真文开世界》，凤凰网综合2018年3月29日。 (12)白玉：《中国原副总理吴桂贤起诉六被告侵犯名誉权》，广东新闻网2006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