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人们对19世纪史学极尽赞美，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竭尽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的真理。19世纪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史学在这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完备形态的科学，为20世纪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20世纪史学表现出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对以往史学有益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必将对未来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一，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新史学”揭开了20世纪史学的序幕。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新文化史学派”力主对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历史学家要揭示表面事实背后的深刻的历史内容。他还在《什么是历史》一书中提出，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应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兰普雷希特的代表作《德國史》，内容广泛，涵盖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努力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而“新的历史科学”是跻身于系统的社会科学之中的一门科学。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其代表作《新史学》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提倡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美国“新史学”派，对欧美和一些东方国家的史学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中华民族则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①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②这些认识是当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弘扬民族精神的社会思潮的具体体现。
其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此外还有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1959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R.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C.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1955年）等。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新社会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这是1966年4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逊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在此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森、霍布斯鲍姆、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家等，也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其影响下，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成果问世。“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广泛影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加，“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③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3年，法共组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A.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是《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1976年）、《文化与法国革命》（3卷，1970—1983年）。M.伏维尔曾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在心态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专著有《旧制度王朝的崩溃》（1972年）、《意识形态与心态》（1982年）、《大革命心态》（1985年）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④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他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
其三，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或史学发展逻辑的结果，是传统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得到迅速发展。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该刊创刊号在《致读者》中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该学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主要有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但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在历史研究的诸多方法中并无更多的影响，而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使其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影响逐渐扩大，逐渐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如计量方法——计量史学；比较方法——比较史学等。二是在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在学术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首先是历史学和相关学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然后在史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其理论意义、方法论原则、发展进程、主要代表人物、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在史学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其四，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突出地表现出历史研究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如全球史和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和发展。全球史产生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不言而喻，全球史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体系瓦解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因此需要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并从其出发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开宗明义即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题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致读者”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他在具体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成为必须，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⑤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文化的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史的基础、前提和动力。
（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注释：
①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
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 (责任编辑：李大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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