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庙街事件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西北边防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操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的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的苏俄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在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任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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