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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实录(2)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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