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北方争取吴佩孚不成，只好把宝押在南方的孙文身上，他们不得不跨过整个中国，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
本文摘自：《中国1927·谁主沉浮》，作者: 叶曙明，出版: 花城出版社
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北方争取吴佩孚不成，只好把宝押在南方的孙文身上，他们不得不跨过整个中国，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
但鲍罗廷并不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与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无论地理气候、文化传统，还是社会风气，甚至连这里的人，都让他深感讨厌。他毫不讳言：“广州与香港毗邻的八十年，彻底腐蚀了广州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思想捞钱，不管来路如何。”他宣称，“除了汪精卫、廖仲恺，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在政界或军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个广州人可以说是比较诚实的。”现在，这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逃到法国去了。在广东的政界、军界里，一个好人也没有了。
苏联一直想开辟一条从陆路连结中国的通道，在争取吴佩孚失败以后，并没有放弃在北方继续寻找他们的合作者。1925年，他们看中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大将。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在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追剿白朗匪帮，和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历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他自称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将军”之称，他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们喷水，然后宣称全军官兵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严格的农民队伍，挑选新兵时，都要先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他的队伍只收头上有辫、手上有茧的老实庄稼汉。
西北军就像一个大家族，冯玉祥就是他们唯一的家长与“教父”，他的话是绝对的圣旨，无人可以违抗。尽管西北军官兵每天都要读圣经，唱圣歌，但谁也闹不清自己在唱什么。冯玉祥见到西方人就说自己信仰基督；见到苏联人就说自己信仰列宁；见到国民党人就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他只信仰自己。对冯氏来说，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让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军中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对冯玉祥的评论是：“如果抛开不谈冯玉祥的革命词藻和他的民主主义的、蛊惑性的姿态的话，他的军队同军阀的军队毫无两样。”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冯玉祥的军队是由西北农民组成的，而别的军阀队伍是由别的地方的农民组成的。这两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蒋介石也不会那么注意从江浙地区招收军校学生。西北是两千年凝固不变的乡土社会，而江浙是一个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的社会。别看现在南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斗得凶，但中国社会未来要变成什么模样，并不取决于南北，而取决于东西，要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尽管冯玉祥在北方的名声很差，他的从政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倒戈的历史。他一生倒过无数次戈，倒过黎元洪总统的戈，倒过曹锟总统的戈，倒过吴佩孚的戈，倒过张作霖的戈，倒过段祺瑞的戈。有时合作之后倒戈，倒戈以后又合作，合作以后再倒戈，逼宫倒阁，无所不为，因此，“基督将军”另外还有一个不名誉的外号，叫“倒戈将军”。然而，他却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大西北。所以，无论他怎么反复无常，总有人想讨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拢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拢他，苏联也想拉拢他，无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劳师动众而搞定那片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把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第一军，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张作霖根本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120万小洋买回来的雇工，没资格与他们论天下事。
1925年，奉军进兵京畿，逼冯玉祥让出北京。冯玉祥联合奉军内的少壮派首领郭松龄，密谋倒张作霖的戈。直隶督军李景林也加入了他们的反奉联盟。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和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在说了一些“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之类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之后，对地盘和利益的分配，大致如下：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换取他的中立），东三省归郭松龄（从此不再过问关内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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