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着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卑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气质。
（1）蒋介石：多疑导致“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随着80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让他回去，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精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2）毛泽东：没被教授“当人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这是因为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2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泽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自卑感导致强烈的自尊心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四星将军赶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
同样的情况，中国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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