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作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
出于战友情谊，上世纪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当年，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丢在沙漠里。张琴秋从此不能生育。
陈昌浩后来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1967年7月30日，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的陈昌浩，陷入对自身命运的巨大恐惧中。当晚，61岁的陈昌浩吞下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李而炳告诉我，格兰娜后来申请回苏联，申请转到徐帅办公室，他们又转给中组部，在宋任穷的安排下，格兰娜回了苏联。但心灰意冷的格兰娜最终移居澳大利亚。
1980年，陈昌浩被平反。平反大会的悼词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审阅，李而炳回忆，悼词里还讲到陈昌浩的错误。他向徐向前建议：谁都有错误，但还是不宜在悼词上讲错误。徐帅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意见。陈昌浩的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词。在这份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上，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也是给陈昌浩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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