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村落景观化过程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04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陈景 九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与“旅游凝视”强调游客在旅游业中的重要角色相区别，景观理论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到旅游景观本身，从观看者与观看对象之间的关系出发，使研究能够检验旅游、认同和意义之间存在的复杂交集，景观视角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旅游的社会和文化过程。本研究通过田野调研获取的定性材料，对位于汉、藏、羌交接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嘉绒藏族村落在旅游开发驱动下的景观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从不同空间中择取族群文化密切度高的文化事项，通过“景观制造”而形成符号化表征，并展示于村落景区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村落景区中的村民借用生产者使用的景观幻象，在旅游业引导下进行景观的再造，并诱致族群身份的重构。 关 键 词：民族旅游；景观生产；符号化过程；身份认同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15ZDB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社区参与旅游，广东 广州 510275；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广东 广州 510275 哈维的“时空压缩论”认为，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交通便捷程度的不断提升，世界各地的景观正在向同质化的方向演变。柯奈普曾经在对中国农村的景观变迁梳理中预见统一的、单调的现代化民居将在不同地方被复制，而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则会逐渐消亡。[1](p.47)而为了吸引外界投资和游客到访，不同区域又正在通过各种空间“特色”政策来向消费者标明自身文化边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打造民族村落型旅游景区是政府用来突出空间和景观“特色”最常用的空间政策。这一政策似乎又在村落景区之间造成了另一种同质化的趋向，不同地域的民族村落时常展现出一样的景观风貌，这与政府在村落中实施的标准化空间政策有关。那么景观生产者是在什么样的逻辑引导下，在村落中通过哪些方式而生产景观的呢？居民在变为景区的村落中又是如何进行其文化实践的呢？这是本文尝试要回答的问题。 一、概念及相关研究回顾 根据河合洋尚对景观概念的分析和定义，景观是由主观目光而被赋予不同意义的客观环境。[2]景观不仅是人类社会意义的产物，也是社会意义的储存库，Cosgrove认为所有景观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们是集体文化和象征意义的沉淀物。[3](p.39)景观可以被视为承载特定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集合，因为符号具有传递意义的功能，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解读景观符号表征来理解景观的意义。[4](p.1)由于景观是借由不同主观视角制造的视觉空间，因此同样的景观符号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意义，那么不同主体出于各自目的而展开的景观实践就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景观意义就像所有意义一样，在社会过程中被创造、重新创造和争论。自在的景观原本具有自己的符号意义，在旅游开发中转变为旅游景观后产生了新意义，这就是旅游景观的符号化过程。[5]在这一过程中，通常有三组行动者使用不同的话语建构景观的意义，分别是游客、当地居民和中介代理(包括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三组行动者可以对景观进行多种解释，因此目的地最终呈现出的景观意义是存在差异性的。在民族村落的旅游开发中，旅游景观制造被划分为民间识别、权威认证、具体布景、巩固强化四个步骤。每一个步骤中都涉及游客、地方政府、居民和旅游开发商根据各自价值理念和目标对景观进行的意义博弈。[6]这使得民族旅游目的地成为不同主体以景观作为中介进行意义争夺、协商与妥协的重要场域。[7] Mitchell认为景观应被视为一个动词而非名词，它是一个社会和社会中个体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8](p.1)正如一个地方的景观是这个地方身份认同过程累积的结果，旅游也是从一个地方的景观中解读身份认同线索的做法。[9](p.3)对于游客而言，这一建构自身身份的过程是通过消费景观的符号意义来实现的。游客会在旅游活动中不断找寻各种标志和景观之间的联系，从个人和社会的既有经验或知识库存出发，对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进行解码。[10]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景观时常被中介机构用来营造身份认同。在遗产旅游的管理中，国家会通过赋予旅游吸引物特殊的历史意义，向游客提供认同的符号，来管理游客和当地居民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以此重新定义当代社会中的族群认同。[11]正如Clifflord所描述的那样，一方面，旅游业会打包一些挑选出的认同符号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游客和居民通过凝视文化遗产，对文化遗产提供的文本信息进行解读，感知自身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此解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身份问题。[12](p014) 在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中，Tilley对“空间”和“场所”这对概念做出了定义，认为“场所”是“由人们的经验、感觉、思考等建构成的范围”，相应的“空间”是“为了达成目标而划出的资源领域”。[13](P.14-18)根据Tilley对两者概念的定义，同一地理区域内存在着“空间”和“场所”两种不同的景观。在旅游目的地，中介机构建造景观属于空间层面景观的生产，而村民的景观实践则是场所层面景观的建构。如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旅游开发时生产出来的族群特色文化景观和深深扎根于本地居民记忆深处的景观存在差异，那么就会导致双方对景观意义的解读产生矛盾。广东开平碉楼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世界遗产，碉楼的意义在遗产的话语下进行空间中的生产，这与地方族群在历史语境下的碉楼记忆产生了冲突，居民的地方认同被“祖产”与“遗产”之间的关系所割裂。[14]贵州安顺市屯堡村在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等中介机构的话语中实现了从村落到景区的转变，但地方政府中对景区内的老街道、老建筑实施的整治规划方案却和村民对属于自家的民居建筑的认知产生了矛盾而引起村民的反感。[15](P.206)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景观的生产者和建构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进行调和的。例如在羌寨中，色彩艳丽的“传统服饰”不仅吸引了游客对羌族妇女的凝视，羌族女性也在与外界服饰的比较中，产生了对异化的“本土文化”的欣赏，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建。[16]因此，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解读不同场域下，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对于其所在的空间或场所，通过何种路径或手段将文化要素塑造为旅游景观，何种因素成为其文化符号化生产的动力，以呈现重大社会变迁过程中族群应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微观图景。 二、案例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地基本情况 甘堡村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理县，地处藏彝走廊东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地带，村落紧邻317国道，距离成都138公里、理县县城8公里，居住在村落景区内的村民共178户700余人(另有一个87户100余人的村民小组位于距离景区以东10公里处)，除个别因婚姻入籍的羌族和汉族外，村民均为藏族。从2000年开始，借助米亚罗红叶景区的大量过路游客，甘堡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开始发展旅游。那时村民每天站在公路两边表演锅庄，以吸引过路大巴车上的游客进寨参观，并适时向游客销售土特产。为大力发展旅游，村集体还注册了“嘉绒藏区第一寨”的商标。2008年汶川大地震，甘堡村也未能幸免，全村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幸运的是，因为地震发生时正值白菜收获的季节，村民都在地里收割白菜，因此仅有4人伤亡。国家赈灾政策使他们能够很快实现灾后重建，2009年到2011年，总投资8000余万元的藏寨重建项目(其中湖南省援助资金4000万)重建了现在的村落。2012年，甘堡藏寨与距离其25公里的桃坪羌寨联合成功申报成为“桃坪羌寨-甘堡藏寨”4A级景区，并于同年获得了“中国景观村落”和“十大四川最具旅游价值村落”的称号。现甘堡藏寨由理县政府成立的吉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景区进行管理。 嘉绒藏族属于现代藏族的一个支系。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嘉绒藏族的族源是多元性的，是以隋唐嘉良夷、混合吐蕃和诸羌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族群。[17]岷江上游是一个族群流动频繁的文化边缘地带，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族群之间交往密切，这里的文化与民族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白石崇拜、火塘文化、碉楼建筑等文化特征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中。[18]在清朝施行屯兵制时期，甘堡村是原甘堡屯苟氏和桑氏两位守备官寨所在地，与其它四个同属于理番直隶厅的屯一起被称为五屯，五屯地区是公认的族群交汇地区。如今仍然可以从当地村民丰富多彩的节日中窥见交融性突出的地方文化，甘堡村的村民不仅要过藏传佛教的节日燃灯节和哑巴会，同时也庆祝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在耕地机广泛使用前，他们与附近羌族民众一样，每年秋天都会举办感谢耕牛的“牛王会”。① 完成重建的甘堡村涅槃重生，现在村民以农业种植和旅游接待为主要生计方式，共有耕地面积485亩，主要种植作物为大白菜和樱桃，其中白菜由批发商上门收购，樱桃则在当地贩卖给游客。村民以农家乐、藏家乐的形式参与旅游发展，现全村160余户村民有旅游接待能力，2018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1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310余万元。2012年，甘堡村成立了旅游协会，以“支部带协会，协会联系农户”的模式发展旅游业，以“树立文化民俗旅游品牌，打造四川地区最佳藏寨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旅游淡季时带领经营户外出考察，为村民进行旅游相关培训，以推行规范化经营。 (二)研究方法 作者于2017年到2019年期间共3次到甘堡村进行了为期共43天的田野调查②，主要通过半结构访谈、观察和二手资料收集的方法对甘堡村的村落景观进行全面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对理县政府和桃甘景区文旅公司的工作人员、景区讲解员、藏家乐主人(均为村民)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均在40分钟左右，共有关键受访对象15人(见表1)。调研期间住在村民R06-ZPL经营的藏家乐中，能够近距离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并在农忙时与村民一起下地收白菜、摘樱桃，与本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表1 访谈对象统计表
三、政府主导下的符号化村落景观生产 (一)非地方的典型藏族文化元素的借用与凸显 第一种景观生产的方式是对标准化藏族文化元素的直接借用。在进行灾后重建的规划时，政府就对甘堡村的风貌特色提出了要求：甘堡藏寨规划统一采用嘉绒藏民族传统建筑造型，营造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形成优美和谐的极具特色的城镇景观系统。老寨建筑原址重建必须按原材原高、原屋顶形式建设，新村建筑外墙及建筑风格必须保持本地特色……于甘堡藏寨入口附近设置一广场，建立雕塑、乡标等，突出甘堡乡形象，发展旅游，形成集集会、游憩、标识于一体的中心空间，体现藏族文化特色，突出娱乐功能。③走进重建过后的甘堡藏寨，立刻能够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藏文化视觉冲击。村寨的挡土墙上绘制了巨大的格萨尔王画像，村寨东面的山坡上悬挂了六字真言中的“唵”字符，村寨景区入口处建造了“八宝广场”，广场上摆放了象征吉祥的八宝瓶和转经筒，进入景区的主干道旁还修建了一排佛塔。即使在2010年灾后重建完成后，甘堡村还实施了多个“风貌改造”项目，包括景区公司以藏族八宝元素为主题，为村民统一定制房屋的大门和窗户(见图1)。④一系列建设项目用标准化、同质化的藏族建筑风格统一布局整个村落景观，通过特殊的藏式装饰营造出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尽管这些在村落空间中建造的佛塔、雕塑都只是一种粗糙的文化仿制品……(但它们)被广泛施加在藏寨内的物质文化展示上。[19](p.79)规划者却认为所模仿的对象能够拥有与原真的文化相似的文化功能，并相信他们恢复的就是真实的本地文化。  图1 政府统一安装的门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