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忆：抗战时我最难过是用大刀处决逃兵(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6:11:3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重回部队，升了官职受到嘉奖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郴州，坐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却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队，时间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长官薛岳亲自批条子，给我们每人发了八百元钱。方子才饿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馆狠吃了一顿，结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队后，我官职升了一级，当了上尉连长。我们是特务团，团长叫徐建德，广东乐昌人，是杀人狂，很厉害的。纪律很严，有个连长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时，还没回来，第二天，徐团长要他跪在地上，用脚狠踢他的胸部，并把他降为排长。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两猪肉，老百姓追过来，结果团长把他枪毙了。 在郴州召开团务会议时，徐建德团长指着大家骂下面的营长、连长都是土匪、恶霸，纯洁、好样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文波。会后，他让我到他房间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钱，说是有功奖励，让我招待兄弟们。徐团长后来在香港新界洪水桥以耕种为业。他的勤务兵叫罗永华，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务团当连长（编号4533），职责是保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汤姆森，腰别一支勃朗宁，跟随着他，地方人士和下属见他，先由我们检查，然后放行。我游泳很好，驻扎湖南土桥时，薛司令的儿子薛昭明，那时10多岁，便由我教他游泳。薛司令还赠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喏，就是这一张，上面有签名、题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还在抗战纪念册上给我题“苦学力行”四个字，可惜这本纪念册找不到了。 任骑兵大队长，认识了初恋情人 我们驻扎在湖南土桥时，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队经赣州、吉安、铜鼓开到南昌。受降时，缴获了许多战马，组建了骑兵，让我任骑兵大队长。我本可以升少校的。当时，徐建德团长已经调走，新来的团长对我不好，阻阻拦拦，说我太年轻，结果只给了个准校。 我们骑兵大队有一百多人，好威风呀！两个人一匹马。其中一个是日本兵，教我们怎么骑马。马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有些日本人不愿投降，骑马走到桥上，缰绳一拉，连人带马一起坠桥自杀。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们说不要打，老百姓不干。 部队驻扎在南昌葆灵女子中学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岁，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我和她，还有另一位青年陈国华，三个人三匹马经常一道出去玩，游滕王阁。我们都差点要结婚了，因为我是当兵的，她父母坚决不同意，只好分手了。 如果还健在的话，阮美玉也该有80多岁了。10多年前我还和陈国华有联系，他在南昌邮政系统工作，住在王阳明路，我来温哥华后就没有联系了。我托陈找过阮，没找到。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兼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笠原幸雄，原在汉口，到九江向我方投降。上司命令我带领50多人，押解笠原幸雄等三个日本军官，自九江乘船经武汉一路去南京。他们被关在船上房间里，有士兵看守。好像是在南京朱雀路办的移交手续，打了收条。当时国防部长是何应钦。 移交完后，我和特务长等几个人顺路去了上海、无锡游玩，也去了杭州，也不知道杭州有什么地方好玩，就买了钓鱼工具，在西湖边钓鱼，钓到了几条，不大，也不知道是什么鱼。 告别军旅，自谋生路平常人生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拔到江苏徐州，时间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产党军队打仗。结果第一仗就败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被共产党部队策反了，于是露出了一个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实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请，提了四次，团长就是不批不报。最后，薛岳的儿子把我的报告递给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报告递给了薛司令。薛司令长官亲自批准我请长假，时间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给了15万元钱和一支枪、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们就上路了，路上有检查，我们有离职证明书，不怕。那匹马在广东坪石被我卖了，价值五万元。那把美国产的手枪，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卖掉的，也卖了五万元钱，五万元，当时够买一套西装。 离开部队回到澳门后，我去了大姐夫办的万隆五金厂当经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干。后来我到了何鸿燊办的顺德船务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务公司干了41年，先是跑澳门、佛山、香港，1949年以后，我就跑澳门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号客轮沉没，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刚好没去，老婆生儿子，因此请假。命大吧！我属猫，猫有九条命呢，不是吗？在顺德船务公司干到70岁，我不干了，回家了。 我结婚很晚的，1970年才结婚。母亲生病，我服侍了母亲14年，借钱为她治病，条件不好。我母亲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岁。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香港，女儿在温哥华。 我一共去过台湾6次，第一次去是母亲去世后，找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希望给点钱，给点福利。但去了后，有关部门相互推脱。在台湾碰到了一些战友，也见了老师长容有略，我给他带去一条烟、一瓶酒，他在家里请我喝酒。我也到台中找了薛长官，他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侨委会”的人，结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屉里，没有下文。（泪流满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到头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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