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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非常钦佩毛主席的胆略、魄力和决断。他说：在处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样一桩大事的时候，我原以为这应该是压倒一切的题目。而主席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作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确是主席的独特和伟大之处。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有关单位把熊向晖当作“抢救对象”，希望他写出自己的类似经历。他曾考虑过，但没有动，认为如实写出来有很多困难，弄不好，还会引起误解或非议。今年（１９８６年）春节期间，有位老战友对他说：我们等着看你的回忆录哪。你快７０了。身体也不好，再不写，难道还要带着这些材料见马克思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不久前，两位史学工作者访问了熊向晖，应他们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珍贵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记的情节。这两位访问者说：至少这件事可以载入历史。但熊向晖表示，要发表，最好取得旁证，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这又何必呢?尽管他没有授权，我也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不可发表的理由。有些已出版的“纪实”可以胡编乱造，为什么有根有据的事情要留给后人去劳神呢?即使当事人的记忆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开补充、纠正嘛。总之，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不要留给后人，更不要留给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