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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刘、朱反毛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面已说过，刘是因为毛剥夺了他的权力而恼羞成怒，进而反毛的。而朱德则不同。许多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朱德从一上井冈山，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对“朱毛”一词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决不会反毛的。但朱德为什么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对“党管一切”言，朱德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这正如余教授所说，朱德只是“主张党不要包办代替”，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作用。至于说朱德批评毛泽东“不听中央调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朱德长期以来就是一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也是他在旧式军队和革命队伍中始终遵行的原则。谈起毛泽东的“家长制”，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毛会师一年多的实践中，毛没有“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那么忠厚老实的朱德决不会批评他。不是吗？毛在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刘安恭来红四军任职前，毛泽东为加强权力，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刘安恭到任后，毛泽东违背自己的言论，随心所欲地又设立“临时军委”。等到刘安恭不听他话时，又自作主张地提出和取消了“临时军委”。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再有，毛泽东在雷湖会议上声言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后依然还要辞职，这显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难怪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的口号是“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余教授提醒听讲者注意这句话)，矛头所指也是明显的。

1930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红四军巡查后做了一个“巡视工作情况报告”。他说，“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指毛泽东继续任前委书记)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毛泽东传》第207－208页)在当时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可以理解。但说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那么，试想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个人之间会无缘无故地“争论”半年之久么？

由上所述，我认为，朱毛之争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

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党史和我们共和国史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就主要当事人或出头者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个人来说，影响也颇为巨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礼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以后又多次能抓住机会为毛解难，而被选为接班人，成为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祝福为“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一中念初中时，校长徐楚波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说：“苏联专家说毛主席能活到148岁。”但毛泽东只活到83岁，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叛逃是他“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也说明长久以来被誉为“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有强烈领袖欲望、见机行事的林彪确实看走了眼。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这次朱毛之争后，朱德在党和军队的作用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他赔礼道歉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给您在精神上带来了创伤，请您原谅。”(毛秉华主讲：《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此后，朱德在党内、军队内，能少说则少说，能不说则不说，一心一意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权威。这次在井冈山参观大井朱毛故居时，听工作人员说，上世纪60年代，朱德上井冈山，有关人员问他在大井住地的具体位置，朱德说：“有毛主席的故居就行了。”

我们说，朱毛之争不仅“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相反，朱老总的举动更增加了我们的崇敬心情。我认为，朱老总反对“家长制”，实际上是要从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树立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能走上正轨。如果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明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声称红四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朱毛之争是”极端民主化”要代替“民主集中制”，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能从这次朱毛之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家长制”的措施，并能形成文件，那么建国后党内许多不正之风(包括专制集权、个人崇拜)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党和人民也许不会遭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从这一点来说，朱毛之争是朱老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朱老总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