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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蒋介石就是这样，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杀的就杀，必要时也可以拿钱收买，制服了一批人。
    

本文摘自《郭汝瑰回忆录》，作者：郭汝瑰，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汝瑚感觉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忙拉他到旁边小声对他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械弹向哪里去补充。”郭汝栋这一生动例子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杂牌部队的心理。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部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分别与何应钦、顾祝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有特殊关系，因而嫡系部队又形成许多派系。何应钦受蒋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张胆拉派系，但对顾祝同、刘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将领，他都能指挥裕如。顾祝同对苏北的王敬久、韩德勤、方先觉等关系较深，陈诚掌握第十八军、胡宗南掌握第一军、汤恩伯掌握第十三军都自成一派。蒋介石经常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借此以掌握军队，左右局势，殊知派系林立，终酿成离心离德的结果。
    双十二前夕，冯玉祥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指挥不动军队。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静，我写讲义到深夜，睡得特别酣畅。13日我清晨起来去到黄泥岗买菜，见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队伍，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地开赴下关。我觉得情况有异平常，一打听才知昨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这些部队是准备在浦口搭火车开赴洛阳前线进攻张、杨的。我顿时觉得蒋介石不被杀掉也将长期被扣留。内战发生，兵连祸结，中国又不知道将闹成什么样子。随后听说冯玉祥主张讨伐，但当他发现他指挥不动军队时，声调就低了，何应钦在嫡系部队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调动部队，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并声称派飞机轰炸西安，一面电邀汪精卫返国主政（我听说汪返国途中曾去日本勾结）。隔两天又听说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张不打，认为打就是置蒋介石于死地，随后听说蒋的美籍顾问端纳到了西安，继而宋美龄、宋子文于20日、22日相继去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