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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刘凤翰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抗战期间，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共军游击队的2.6倍，枪支数为4倍，作战次数为402倍。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 作者：刘丰祥 原题为《台湾地区学者1990年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研究综述》 有删节
     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力进行对比分析，对游击队问题、国共合作问题、中共抗战策略等进行评析，基本上是贬低中共的作用，强调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与作用，但也有少数论文正面评价国共军事合作。
     刘凤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多篇文章论及。他的《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一)》(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军事的扩张，也就是中共军力的评估，此处所指的军力只涵盖正统军与地方杂军，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队。
     他的《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过对抗战初中共军事实况，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来源、人数、武器、战斗序列与各战区演变及国军游击队作战统计等的论述，认为不但正面战场是国军作战敌后战场绝大部分也是国军作战，中共只是浑水摸鱼，大力发展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日军的强力摧残。
     刘凤翰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抗战期间，国军的数量与共军相比一直占绝对优势，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共军游击队的2.6倍，枪支数为4倍，作战次数为402倍，共军游而不击，浑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正面战场共军除参加太原会战及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其他皆国军所为。
     刘凤翰的文章《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绍了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军队发展、分化的情况，包括国军、游击队、伪军、共军的消长状况。胡平生在《抗战初期国共的军事合作》(《历史月刊》第89期，1995年6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在抗日目标下建立合作关系，国共军队联手初挫日军，具有激励全国军民士气的作用。
     张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文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研究》(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认为，菲律宾华侨于抗日期间组建六支游击队，除了一支为中共党系外，其余皆为国民党系。
     陈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论毛泽东的抗而不战》(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毛泽东认为蒋中正的威胁大过于日本，抵制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策略，对日军“抗而不战”，可称之为“毛式统战”，虽然在党内军中都受到反对，然而这些反抗毛策略的党军要员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却帮助毛策略的成功。
     许秀容(国史馆征校处征集科科长)的《中共统战策略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民国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讨论民国二十六年展开对日作战，太原沦陷之后，临汾成为抗战前线，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不料却成为中共运用“统一战线”壮大实力的场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军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