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08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李艳峰 王文光 参加讨论
三、“五服”、“九服”观念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前所述，“华”“夷”聚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民族共同体，因为当时的华夏族在文化上较为发达，所以便有了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之举，这就是秩序，上古文献称之为“礼”。《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１５］由此来看，“天下”“四海”“九州”也是礼之所存的文化空间，而且这个文化空间是以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分布空间为中心，由内向外，朝着“夷”的分布区延伸，形成华夷分布圈。由此出现了表达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服”“九服”制度，这是在商周民族观和地理观基础上形成的。 “五服”“九服”的“服”字，其本意就是衣服，但是在华夏文化当中，何时穿什么衣服体现了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礼记·服问》即载：“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３］１６５８由此“服”引申出了表示人际关系的意义，再引申为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相互关系。 关于“五服”，《尚书·禹贡》记载说：“（国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２］１５３《国语·周语上》又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５］４综合上述记载，“甸服”实际上就是“王畿”地区，《诗经·商颂·玄鸟》便载：“邦畿千里，惟民所止。”［８］６２３距离王畿最近的是诸侯，所以称为“侯服”，是诸侯之地；从“侯服”向外五百里，《尚书》叫做“绥服”，《国语》叫做“宾服”，居处于这一空间范围的人是拱卫核心政治区的，可以参加天子的祭祀活动；“绥服”之外五百里是“要服”，“要服”之人与天子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只需要按时向天子朝贡即可；“要服”之外五百里是“荒服”，而“荒服”又分为两种情况，即“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也就是说，“荒服”第一个三百里地区的民族群体要保持天子与他们在政治上的领属关系，而在此外二百里地区的民族群体，由于已经处在民族共同体的最边缘地区，因此可以相对自由移动。 对此，顾颉刚先生在他的《畿服》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甸服就是天子衣食所依的直辖地域。侯服就是由天子分封的诸侯之国。宾服则指由前朝王族组成的诸侯之国，他们被新的王朝视为宾客，故谓宾服。要服与荒服的对象是异民族，前者久居中原，虽然文明水平比较高，但与新王朝政治关系不深；后者则远离中原，没有受到过中华文化的影响，即使有接触，也是为侵略而来的异民族［１６］。笔者赞同顾颉刚先生对于“甸服”“侯服”的认识，但是笔者认为其对于“宾服”的认识有些片面，而对于“要服”“荒服”的判断就带有大民族主义的色彩了，没有认识到处于边缘（疆）地区的群体也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尚书》记载的“五服”之外，《周礼·职方氏》还记载有“九服”：“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１２］８６３ “五服”和“九服”在由近及远的空间距离上都是以五百里为限，每“服”之人都要“服事天子”，但是两者对政治空间划分的名目设定不同，顺序也有不同，如“甸服”和“侯服”。 “五服”“九服”在思想理论上指定了华夷共同体分布的梯度空间，在政治责任上明确了一定空间当中应该居于此处的“人”。这就是秩序，这就是“礼”。“五服”“九服”可以认为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在自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生存空间，表达了居处其中的民族共同体与代表国家的“天子”之间的关系，是“多元一统”政治格局的早期形式，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根据。“五服”“九服”之内的所有成员聚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仅仅是因为文化有差异，他们才被再分为“华”和“夷”。 四、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商周时期的民族观念以文化作为分类标准，以文化进行民族分类的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文化可以变化，所以“华”和“夷”也就可以相互转化，这就使多民族中国各民族有了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基础，甚至是多民族中国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华夏族地理观念中的“天下”“四海”“九州”，不仅是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更是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空间。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华夏族地理观念中的“天下”“四海”“九州”，我们可以发现，多民族中国的历史空间（或者说历史疆域）是一个历史变量，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疆域）内的民族群体也同样是一个历史变量，经历了由少到多不断交融扩大的历史过程，他们能够不断发展前进的内在动因就是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式主要是同源异流、异源同流。 另外，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五服”“九服”制度有利于各民族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种民族格局之内，“华夷”不断地互相融合，特别是汉代以后，汉族在不断吸收“四夷”成分发展壮大时，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当中与“夷”发生融合，这就是所谓的“夷化”，同样也书写了中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 另外，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中国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此后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维护会有不同的内涵要求，而民族共同体的成色和质量一直都是需要人们在国家建设层面严肃对待的。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尚书[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礼记[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4]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52-254.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尔雅[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6-237. [8]诗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9]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10. [10]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52. [11]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28. [12]周礼[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343.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39. [15]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485. [16]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