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两个材料作了批示，肯定了王国藩公社的经验，号召每个专区找一个至几个那样的公社，“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他向人们推荐《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指出“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这样，毛泽东通过批“闲话”，把党内党外、山上山下联系在一起了。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写了批语。在这个批语里，毛泽东借题发挥，使用了从庐山开会以来最严厉、最尖锐的语言，表现了他对彭德怀及与其观点相同的人难以抑制的愤怒。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到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曾引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人们把它看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伟大文献。可是没过几个月，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给那篇光辉著作蒙上了阴影。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及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这一个接一个的批示，犹如一道道作战命令，不仅说明了“敌情”的严重、任务的艰巨，还具体指明了作战方法，并在前进道路上树起了坚信、紧跟、雷厉风行的“标杆”。在毛泽东的动员、部署、督促、鼓动之下，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新高潮在庐山掀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
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得最凶、最有声势的当然是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最使彭德怀感到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并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就使他有口难言了。
会上，有人不但把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错误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还把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一些著名的胜利战役和战斗，也牵强附会地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彭德怀的“罪行”加以清算。
1940年8月在华北敌后发起的“百团大战”，彭德怀一直认为是打得好的，胜利远远大于损失。特别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和国内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还曾发电报给彭德怀表示祝贺，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德怀怎么也想不通，时过不到20年，一次使全国振奋、令敌人丧胆的伟大胜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错误和罪行呢！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彭德怀工作中都曾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此，彭德怀从未隐讳过。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都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实际所致，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人却要把他在历史上所有的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揭发批判中，有些最“尖端”的材料，也都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揭发说，彭德怀反对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45年“七大”召开以前，彭德怀曾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王明路线的破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这毫无疑问。但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看，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国际中心存在，我们以不那样写为好。后来写上了，他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1年后，当时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拟在“八大”文件和其他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也主张可以不再那样写，彭德怀却认为，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他建议还是写上为好。他的建议又未被采纳，他也没有再坚持。
在党内，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彭德怀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成了“一贯反对毛主席”呢！
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彭德怀先后曾提过两次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的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彭德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来访时，在欢迎会上，都是先唱《斯大林颂》，然后唱《东方红》。苏共二十大后，为照顾中苏两国关系，《斯大林颂》不再唱了，因此，彭德怀建议《东方红》也可以不再唱。彭德怀的建议，只是说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特定场合不再唱，他从没有提议过我国人民不要再唱《东方红》。他对《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个别字句是有自己看法的。他觉得“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与《国际歌》中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句精神不一致，不如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更好。他在朝鲜时曾有过这样一点想法。鉴于《东方红》歌曲已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行，再修改影响不好，所以，他的那个想法从未向任何人表露过。
毛泽东过去常讲，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曾提出：不做寿，不送礼，不以领袖的名字给城市、街道、工厂、学校等命名。对于这些，彭德怀都是衷心拥护的。他认为自己关于唱歌问题的建议，是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相一致的，是从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出发的，丝毫没有恶意。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良好动机却被人肆意歪曲、篡改，把他的正确建议说成是对党和毛主席怀有二心，这是彭德怀所无法接受的。
当然，彭德怀也不是完人。在批判中，也有些意见确实指出了彭德怀的弱点，比如说他疾恶如仇，性格直爽，但有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温厚，急躁起来方式简单，近乎粗暴，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会上有些人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上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过去挨过他的训斥或挨过骂，心中有积怨，平时没机会讲，在会议上发泄出来了。
另外有些意见，不仅是牵强附会，而且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比如，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全军全国人人皆知的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在旧军队，他从连长当到团长，把自己全部积蓄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公用开支，他家中始终维持着当地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全国解放后，尽管他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仍然两袖清风，没有多用公家一分钱。对于按规定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例如外出乘公务车，住高级宾馆等)，他也感到太过分而于心不安。他曾多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照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常说，那样搞下去我们会脱离群众，是会亡党亡国的。
彭德怀的崇高品德，不仅受到全军广大官兵的普遍爱戴，而且得到社会各阶层及全国人民的一致赞誉。抗日战争时期续范亭将军就曾赋诗赞扬彭德怀的优秀品德：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心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被有的人诬蔑为“伪君子”、“伪装朴素”。
作这类批判的人，拿不出任何可以站得住的证据，有的是被当时形势所迫，人云亦云；也有个别人拼命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是为了掩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败，是一种忌恨美好事物的阴暗心理的反映。
对待这类批评，彭德怀的态度是非常坦然的。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
彭德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大的耐心，承受着会上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揭发，除必要的说明外，他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搞臭，要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在这样形势下，争辩无用，越争辩越会加重自己的罪名。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
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即席检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检讨不是最后一次。”他已预感到更严酷的批斗还在后面。
他的检讨想尽量跟上毛泽东定好的调子。关于7月14日的那封信，他承认了“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他不承认他的信是反对毛主席的，但谈到信的内容时他说：“实质上是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谈到犯错误的原因，彭德怀说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他承认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甚至连“百团大战”那样过去他所不愿承认的“错误”，也违心地一律承认下来。
“百团大战不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彭德怀承认在1954年高饶联盟事件中他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我没有及时同反党分子划清思想界线，相反的，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作了反党分子的义务宣传员。”
在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曾说他“有野心”，或批他为“野心家”，对此他不仅仍然不接受，而且从内心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但在检讨中他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只是用迂回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尽管彭德怀压制着内心的痛苦，一再从严检查自己，有的地方为了照顾大局而说一些违心话，而检讨的结果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有的人还是说：“检讨还差得很远，要继续深刻检查。”
8月7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彭德怀谈了一次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那些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彭德怀曾这样对他的秘书说。
但是，他对于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风风雨雨，千难万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一旦离开它，感情上是难以割舍的。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8月10日，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总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个很大损失，有些工作可能中断。现在几个主要条令还没有完全搞出来，如果再过几年，把战史、军史、条令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尽管彭德怀正在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责难，他那颗心仍一直惦记着军队的建设。7月22日他让参谋打电话到北京，告诉办公室，把上山前他交代要编撰的那本书，定名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
7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当天，彭德怀还把他自己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一书写的第一章手稿寄往北京。
彭德怀此时此刻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军队，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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