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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中将黄维:重返淞沪战场时百姓称他尽力了

核心提示: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的心情是又激动,又欣慰,很不平静。因为在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对父亲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国军中将黄维:重返淞沪战场时百姓称他尽力了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11年2月24日第6版,口述:黄慧南,整理:杜军玲,原题:《回忆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黄维》
    1965年,我在上海北郊中学念高二。有一天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说我父亲来了,让我去上海锦江饭店看看父亲。
    在上高中之前的岁月里,我一直是不知道父亲的存在的,从小时候起脑子里就没有这个人。
     1948年9月我出生,而在之前的8月,父亲去参加他作为军人的最后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我小时候和妈妈、外婆还有姨妈、姨父一起生活。我管姨父、姨妈叫爸爸、妈妈,管我自己的母亲叫“姆妈”。我的姨父叫黄崇武,是黄梅兴之子。可能就因为他也姓“黄”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初二那年,班里同学都写入团申请书,我也写了,申请表“父母”一栏,我就填上姨父姨妈的名字。可到了初三,在每一拨申请入团的同学里,平常表现不错的孩子都入团了,可我的入团问题临到初中毕业还没有通过。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亲是黄维,是一名战犯。
     教导主任要我去见父亲,并希望我配合国家做父亲的工作。我脑子里连反应都没反应,脱口就回答“不去”。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说不去。当时妈妈在北京,和姐姐有时还会去看望父亲。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家里人谁也不在我面前提父亲。
     记得那天是姨父一大早带我去锦江饭店见的父亲。我依稀记得当时房间里还有工作人员,坐在旁边只是不停地记录,并不说话。第一次见父亲,我感觉好陌生。但我能感觉到,他好在意我。我记得父亲那天穿着黑色或者深蓝色的制服,他问我,念高二了,快上大学了,以后学什么呀?我回答说,我喜欢学医。那次应该是监狱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父亲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说到一路上的见闻,父亲很兴奋。那次的参观对父亲的震撼挺大,他思想上又一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父亲的原因,一家人的确吃了不少苦,特别是我的母亲蔡若曙。父亲在监狱呆了27年,母亲一直独自支撑着这个家。1959年,在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上原本有父亲的名字,但被取消了,而母亲就因为这个事情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1975年,父亲最终被特赦,而在此之后不久的1976年,母亲却过世了。但我心里从来没有怨过父亲,而且随着近年来我不断挖掘他的故事,越了解他,就越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具有那个时代特点的军人。
     父亲当年是一个热血青年,看不惯当时的社会现状,20岁进黄埔,之后东征北伐,做事全力以赴,有几仗打得还是挺舍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父亲刚到德国不久,原计划在德国学习一年的军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应召紧急从柏林起程回国,几经周折回到上海后就一头扎到了前线。几天后,父亲便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务。当时六十七师打得非常惨烈,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苦苦守了一周,打到最后,他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个人战死两个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起枪上前线去了。六十七师在战后整编,活下来的人连一个团的编制都凑不上。在武汉会战中,父亲指挥十八军及配属各师2万多人,采用奇袭、埋伏、侧击等诸战术,毙伤日军二十七师团官兵6500余人,为取得万家岭大捷做出了贡献。
     特赦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他是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全国政协组织考察,到了上海以后,父亲要求到罗店去看看,并且说谁也不用陪他,只要开车把他送到那儿。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的心情是又激动,又欣慰,很不平静。因为在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对父亲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父亲晚年的时候,还经常各地去跑,帮助两岸离散的朋友家人相聚,参加政协的视察、会议,而我也总觉得还有时间跟他相处,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听父亲好好讲讲他的故事。尽管如今父亲去世20多年了,但他那军人的样子仍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
     2005年,我受到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太激动了!原来我总感觉父亲好像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儿,我今年60多岁了,我一直背着很大包袱,但现在父亲做过的很多事被国家认可了!后来,我把大会颁发的纪念章,带到八宝山父亲墓前,在一片寂静之中跟他说了很多,我要用这枚纪念章告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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