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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收复北平 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4)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惟惟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然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提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北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专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正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长撤换,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即国民党中统)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被架空在北平中南海的李宗仁不甘心当这种无权傀儡,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桂系军队毕竟还有20多万人,此时又多归于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作战(在解放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不得已放白崇禧离开中央政府率旧部进攻大别山),还有一大批广西系统的官员在南方。于是,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辕这一有职无权、徒有虚名的空壳应该是敲碎而弃之。正好蒋介石于1948年初宣布实行“宪政”,正副总统都可竞选。实际上总统只是蒋介石的个人的囊中物,拉出来与之“竞选”的居正只是个摆设,毫无意义。李宗仁便于3月11日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
     “副总统”在国民政府内并无实权,不过最大的危险在于在“总统”缺席时可补任,这就构成了对蒋介石及其嫡系势力的潜在威胁。得知李宗仁这一宣布,蒋介石马上召集心腹开会,称李某参加竞选“好比一把尖刀直插向胸膛”,各位如能效忠领袖,应把这把尖刀拔出。
     由于国民党内桂系势力不小,又有共产党这一“大敌”当前,蒋介石对李宗仁在表面上还不便处置。据军统少将沈醉回忆,虽然他本人亲自受蒋召见并得到准备暗杀李宗仁的命令,却因“总裁”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不能动手。在伪“国大”期间,蒋介石只好支持孙科竞选,想压倒李宗仁。没想到此举激起国民党内诸多对蒋介石反感的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美国暗中支持,结果李宗仁还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民国副总统”,并于1948年5月20日就职。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便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接受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因人设事安排的北平行辕这一空头机构一并裁撤掉。
     中南海里撤销了那个名义上的华北最高行政机构,市内许多人又呼吁将其重新开为公园。然而随着战事紧张,这里重新变成国民党在华北的指挥中心,而且是真正的决策中心。
     在北平行辕裁撤前,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单位是“华北剿总司令部”,机关设在当时的西郊即万寿路一带。总司令傅作义选择这一地点,据他说理由是不要让官兵轻易进城,以免受古城腐化风气的影响。当时城内的部队多是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实际上也不受傅作义管辖。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国民党全数就歼,华北国民党军危在旦夕。蒋介石见嫡系将领实在不争气,只好重用两个过去的“杂牌”将领白崇禧和傅作义。为此,蒋介石不得不撤回原来在华北实际掌权的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嘱咐中央系各将领服从傅作义的命令。此话虽不十分当真,不过毕竟给了傅统领华北全局的权力。
     此时傅作义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便研读毛泽东于1945年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提出,愿意以华北五省实力派的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为此希望进行谈判。这时蒋介石则为保存在华北的50余万军队,要求傅作义尽快将部队从塘沽的海路撤向江南。
     当时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已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军队,绝不能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保留军队并以此入股参加联合政府。不过,鉴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尚需时间,蒋傅两系在撤退问题上又有矛盾,出于就地歼灭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的考虑,毛泽东决定华北军区部队停攻太原,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两个兵团向(北)平张(家口)线运动,同时同傅作义进行秘密谈判,目的是稳住其不要撤走。同时,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断敌海上退路,就地解决华北蒋、傅两系敌军,争取让其“不战而降”。
     1948年11月29日,华北解放军首先将攻击矛头指向平张线,吸引了傅作义系主力。这时,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争取下虽已接受和平谈判,但是仍在和、战之间犹豫并讨价还价。为尽快迫其就范,并防止国民党主力迅速决策向海上逃跑,12月1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为牵制北平之敌,12月13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一部迅速插到北平北郊和西郊,还冲到了西郊“剿总”楼内。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官兵听到枪声,才惊慌地向城内逃跑。解放军战士冲进傅作义的办公室,端起桌上的茶一饮而尽后说:“水还是热的呢!可惜让他跑了!”
     12月13日这天,北平国民党军大都缩进城内,“剿总”也搬进中南海。在寒风凛冽之中,早已失去了碧波荡漾的中南海,显得更加冷清,昏黄的环湖路灯,照耀着被寒风摇撼不定的早已冻僵的柳条,呈现一片苍茫、阴森、凄凉的景象。在幽暗冷寂笼罩下的静谷园内,当年慈禧太后居住过的居仁堂里住进了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此后一个多月里,他日夜愁眉苦脸,考虑着自己和北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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