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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期，作者：王年一，原题：《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复杂的上层背景
     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的、海军中保李作鹏的、总后中保邱会作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杨成武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许多领导人是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1966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1966年夏秋之交就开始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当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左派”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摘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