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本文摘自:《红色警卫》,作者: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痛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