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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本文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2年7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2页。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对此不会产生怀疑。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6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1页。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表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8月中旬，霍普金斯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他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及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日记中写道：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蒋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21日。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而坐地受访则似乎意味着地位的尊崇。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或许，其中还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一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