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作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此时的态度就更加谨慎了。
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及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相朝请求苏共公开表态批评朝鲜劳动党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
苏联态度的转变，促使金日成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而指向延安派。
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化解危机，中苏代表团入朝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建议不同，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都参加；会议要作出决议，而且要公开发表。
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毛泽东认为，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显然，中共的态度比苏共更加强硬和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中共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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