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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里到底有苏联专家多少功劳?(6)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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