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很不放心，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某些考虑。
毛泽东的批评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的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经过两天非同寻常的常委会，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
不管最后会议给他做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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