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例如，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曾向国内公众撒谎，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以证明他们在二战期间与苏联领导人的合作是正确的。
关于作者：约翰·J·米尔斯海默194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1970年从西点军校毕业，此后在美国空军服役5年。2003年，因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的突出建树，他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目前，米尔斯海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也是《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多家报纸刊物特约撰稿人。
本文摘自《青年参考》2011年5月13日第38版 作者：作者 [美]卡洛斯·罗扎达 译 陈荣生
原题为：领导人为什么爱撒谎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言人，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大国被迫最大化地扩充其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
尽管被一些人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米尔斯海默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评价。在他看来，大国争霸是永恒的零和博弈，这并非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因素，而是现代国际关系“丛林竞争”的本质使然。简而言之，在一个没有绝对权威且资源有限的大环境里，要想保证自身生存就必须积极扫除任何威胁——就像一头狼看到一只小老虎而不将它吃掉，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成为后者的猎物那样。
为获得战略优势，在欺骗国民以及其他国家方面，哪种人更加奸诈、更擅长这样做呢？是卡扎菲、穆巴拉克和萨达姆之流，还是民选领导人如卡特、布什和奥巴马？
在民众刚开始反抗时，卡扎菲声称利比亚人民仍然爱他，四处响起的枪炮声只不过是“一种欢庆”。穆巴拉克为了固守其在埃及的权力，屡屡暗示街头抗议者的背后是某些“邪恶的外国代理人”，而不是愤怒的埃及公众。由此看来，独裁者似乎更加奸诈，对不对？
米尔斯海默教授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在他看来，最有可能撒谎的领导者反而来自民主国家。在这部令人吃惊却又令人着迷的新著中，米尔斯海默对史上一些著名的谎言做了论述，解剖了权力者屡试不爽的各类骗术：何时、为什么、怎样撒谎，以及这些谎言的效果。
政治性欺骗有四大类型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谎言”，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或保持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夸大本国洲际导弹的数量，以阻止美国先发制人；同样，美国总统卡特的新闻秘书在被问到“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对在伊朗的人质展开救援行动”时，也不得不对记者撒谎；又如，希腊政府为加入欧盟，多次谎报其国家的赤字规模。
米尔斯海默指出，当领导者无法说服公众相信当局的判断时，“危言耸听”是最有效的招数。美国为了入侵伊拉克，编造了4大谎言：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伊拉克在“9·11”事件中起了作用、白宫在战争前夕仍然寻求和平。
与之类似，在1964年臭名昭著的北部湾事件中，约翰逊总统也是利用这类谎言令越战升级；1941年，罗斯福蓄意夸大德国潜艇和美国驱逐舰的冲突，因为他希望藉此推动美国加入二战。这些领导者都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欺骗行为亦非巧合——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需要公众意见支持他们发动战争，那些独裁者却不需要。
其次是“战略掩盖谎言”，领导者用它掩盖某项严重错误的政策，或者隐藏某种明智但可能引起争议的策略。譬如：一战期间，法国政府因为担心削弱国民士气，隐瞒了一位无能将领的作为；为了换取莫斯科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曾否认要从土耳其对等撤军。
其余两种是“国家神话”和“自由谎言”。前者旨在通过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放到最显要的位置上，从而增强全民团结。至于自由谎言，则是作者创造的一个非政治术语，主要用来调节与传统理念相冲突的恶劣行为。例如，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曾向国内公众撒谎，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以证明他们在二战期间与苏联领导人的合作是正确的。
说谎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米尔斯海默总结说，大量的谎言让公民在选举中更难做出抉择，因为他们常常会得到虚假信息。在脆弱的民主国家，谎话蔓延也会疏远公民，令他们愿意接受更加独裁的统治。危言耸听和战略掩盖更危险，因为它们反映出领导者看低了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见。
在今日的美国，对当局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很普遍了。米尔斯海默担心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尽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一度挫伤了大众特别是中间派的战争热情，但“不用多久，美国就会开始一次新的远征”，促使华盛顿的领导者再次危言耸听，以便获得支持。
然而，领导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固执己见，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米尔斯海默解释道，“如此一来，从长远说，这样的谎言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他们揭露威胁并予以有效地处置。”
简而言之，如果撒谎是为了发动战争，那么这场仗就非打赢不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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