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后朝鲜获中苏大力援助为何依旧饿死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57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绢织厂三个，1960-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十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22项，并规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各朝方。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年11月22日，当金日成时隔5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其结果不仅把中朝关系推向高峰，而且最终巩固和加强了金日成在朝鲜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 与此同时，朝鲜也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5000吨冲压机，以及1300-1400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所转变。在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立即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3月17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5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1958-1959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于1956年的两倍，1949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12%完成计划，达到3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1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7%。5月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本。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1957-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消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朝鲜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缓冲”时期（1960） 对于这些问题，朝鲜领导人是有所感觉的。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年10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苏联也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 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小结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提供援助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刺激苏联给予援助，另一方面使得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