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没有听说过在部队中与父亲的独臂有关的一些故事，据说，您父亲一度跟余秋里共事，余秋里只有右臂，他只有左臂，当地群众管他们领导的部队叫“一把手的部队”。
贺陵生：他们配合比较默契，性格上、感情上配合都很默契。余秋里是我爸爸的政委，余秋里没有左臂，我爸爸没有右臂，所以他们俩的衬衣，余秋里容易坏的是右手衬衣边上，我爸爸就是左手的衬衣，因为摩擦，容易坏。他们俩一看衣袖破了，就把衬衣换过来穿，这样余秋里那个衬衣袖子还是好的，我爸爸那个衬衣袖子也是好的。还有就是他们两个领手套，人家那是一人一副手套，他们俩领一副手套，正好我爸爸左手用得着，余秋里右手用得着。
记者：您父亲性情豪爽，从不肯服输，也喜欢运动。断臂之后，他从前的那些脾气秉性，甚至是业余爱好是不是有所改变？
贺陵生：他还是那样。我父亲特别爱摔跤，他的右胳膊失去以后，他依然爱跟人摔跤。我听说除了廖汉生，因为廖汉生比较文一点，此外，差不多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没跟他摔过跤的。但赢他的人也很少，包括个子比他大的人，一般都摔不过他，就一个左胳膊，还是那么厉害。
记者：他真是个性情中人。听说在战争年代他就经常跟彭德怀“顶牛”，有一次两个人因为在战术上各执一词，他一气之下摔了彭德怀的电话。
贺陵生：还有下棋也这样，在战争年代，他经常跟彭德怀下棋。跟彭德怀下棋，他们谁也不让谁，有人偷偷跟他讲，说你让让彭老总，你别那么认真。他们下起棋来，喊着往下砸子儿，也砸得很响。吃就真吃，“当”一下子砸在棋上，砸出声音来才把那棋拿走。输了不服气，拉着不让走，我小时候看到过。我妈有时候也下棋，为了陪着我爸爸，我妈要赢了，我爸好大不高兴，那不行，再下一盘，一定要赢我妈。平常礼拜天，有时让警卫员陪着他。他甩着个袖子去公园，成都有个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有很多老人在那儿喝茶、下棋。他在那儿也跟人去下棋，刚开始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一个胳膊的人是谁，后来来的次数多了，说，这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他也跟群众下棋，不让人家让他，只要让他，他就不高兴，但你不让他，你赢了他，他还要跟你下第二盘，他要赢回来。
喜欢养猪的司令员
贺炳炎是一个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将军。在孩子们眼中，他们的父亲骨子里总离不开土地。孩子们十分怀念在成都的日子。那时候，作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在院子的一角养了一头猪，偶尔，他还会让孩子们端一端猪食。
记者：解放后您父亲做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四川省体委主任，据说他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个是“独臂”，另一个就是“养猪”。一个司令员养猪，听起来都很新鲜，当时他养猪是为了自家吃吗？
贺北生：养猪，我爸爸只留猪头、猪心和猪蹄，然后把猪肉给了招待所，说招待所经常要接待军区首长或者中央的同志，这些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任何一个副司令家都没有养过猪，只有我们家，过大节小节的时候，我爸就把警卫班的战士叫过来一起吃。我父亲一生当中喜欢种地、养鸡、养猪。其实作为一个司令员来讲，他的业余时间非常少，但他从小培养我们这种劳动观念，不能不劳而获。
记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前后，那时候很苦。有一次，他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有什么最大的愿望？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他，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不对了，还是怎么了？军区大院的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官大的人，我们绝不去巴结；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都要死在7月1号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
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记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以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有时我看我母亲或者警卫员给他擦身体，他伤疤太多，稍不小心就碰他伤疤上，太多了。
记者：那些伤疤是不是给他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可我们从很多照片中看到的贺将军依然神采奕奕。
贺雷生：尽管他在外面谈笑风生，实际上一到刮风下雨，他就非常难受。我父亲头顶上全都是弹片，脑袋上和身上，这些弹片是不好取的，所以就留在身体里头了。一到天气不好，我父亲就浑身关节痛。这个时候只有我妈妈照顾他，每次到洗澡的时候，我妈妈给他去洗。洗完澡以后，因为关节疼，我妈妈把他背出来，背到床上。
记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那些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安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给他安装暖气的东西，他送给医院，送给幼儿园，他不让安，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妈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等他回来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有时候开会到北京，一测量血压，还有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他说我是成都军区司令，怎么在北京老住着呀！但一回到成都，他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他到临死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我记得他跟我母亲商量过，说我不能在北京，贺龙让我在四川坚守这个岗位，我必须死也死在成都。
记者：正如您父亲说的一样，1960年7月1日他在成都去世。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贺雷生：当时他在床上吃饭，端了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跟后勤部长交代工作，房子的问题、战士疾苦的问题、部队建设的问题他都很关注。在布置工作当中，他就叫了一声：“啊——”手里那碗面就摔掉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7月1号。后来人家说，你看贺炳炎，真是为党奋斗了一生，死都要在7月1号。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将军病逝。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7年，在开国上将中，他是第一个逝世的。
贺炳炎将军，从一个提浆糊桶的无名小卒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赫赫上将。他有着勇猛虎将的凛凛威风，又有着普通农民的朴实本色；他有着英雄的传奇色彩，又有着坎坷的峥嵘往事。我们只能从将军后代的记忆中寻觅这些斑驳的影像。当我们问起“您认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他的女儿贺北生回答：“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又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父亲还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他勤劳，而且热爱生活。接触过我父亲的人都跟我讲，你爸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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