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引者注)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山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正由于毛泽东的及时指示，使其谋略思想深入军心，才使得八路军在抗战初期未陷被动，未遇灭顶之灾，反而出奇制胜，站稳脚跟。为持久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面对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当年毛泽东没有及时坚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对当时弥漫全军的打大运动战的思潮稍加鼓励甚至只是默许，这不仅对华北局势起不到扭转作用，阻止不了穷凶极恶的日军正面进攻，反而会使我们久经战火锻炼的骨干军力在日军精锐装备下消耗拼光，徒演悲壮的败局。同时，若不抓住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坚持山地游击战首先建立起山地根据地作为立足点，从而有了山地和平原的广大根据地的存在，就不可能在后来连续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剿”，对付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以及打退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就是兵员的补充也是无从谈起的。(配图：我八路军敌后斗争照片)
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是否有点杞人忧天呢？下面事例很说明问题。当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准备东渡黄河，沿同浦线北上抗日。一天，师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乔茂才，过去在川军中曾与刘伯承有过交往，时任国民党高级参议。他名义上是来拜望“旧僚”，实际上是奉国民党驻西安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之命，带来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令一二九师按蒋所示，经陇海路转平汉线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战斗。
显然，蒋介石绕过八路军总部，直接给一二九师下达作战命令，居心叵测，十分险恶。当时，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是：
“(一)我二方面军(即一二○师——引者注)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即一二九师——引者注)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1937-9-17)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部署可使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即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易守可攻，还能相互联系和支援的抗日根据地；而如果按蒋介石命令，一二九师的行动部署就会打乱我军整个战略部署，扯断八路军三大主力的联系，使一二九师孤军陷入正面阵地防御战中，难免玉碎。
智勇双全的刘伯承岂是“小孩子”？他看穿了蒋介石企图借日军来拼耗一二九师的阴谋，气愤地说：“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
由于八路军各级指挥员遵循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原则，自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后，捷报频传。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潮，畏敌如虎的亡国论声嚣尘上的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是以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中流砥柱！为此，毛泽东在十月一日的一封电报中不无欣慰地写道：
“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近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平型关战役战果》)
[注释]
一、《兵法圆机》下卷《借》：“不能诛，借敌之刀。”原属于腐朽的封建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一种政治权术。意为自己不出面，借助别人去害人。军事上指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利用矛盾，巧借别人的力量去击破对手的策略。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北周将领韦孝宽，经常用金钱、财货收买北齐人暗通消息，所以，对北齐的宫廷政局了如指掌。公元五七○年，韦孝宽为了除掉北齐左臣相斛律光，就利用其内部矛盾，散布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意思是说斛律光要当皇帝。后来，齐帝杀了斛律光。韦孝宽借敌之刀杀了对方良臣，为北周灭北齐创造了良机。
三、《损》：即《易经》第四十一卦，讲解“损”和“益”的转化关系。这里指盟友攻击敌人可能要受到损失，但盟友的损失正是自己减少的损失，从而使自己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译文]造成敌人陷入困境的不利形势，不一定都需用战斗手段来达到，可以根据刚柔相济的原理，实行积极防御，一步一步地消耗、疲惫、懈怠敌人，使敌由强变弱，我就自然会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
[毛泽东论述]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锤炼人民空军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可是，斯大林临战退缩，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拒绝出动战机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中支援。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仅仅一年以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从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驶入我军控制下的开城那天起，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交锋之激烈不亚于战场。美国人自恃经济技术、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企图通过施加压力，逼迫中朝方面就范。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刚刚开始，美方就蓄意制造事端，寻机施加压力。当时，谈判伊始，美方代表就要求记者出席。我方代表经请示，认为双方远未取得协议，不应让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举行签字的那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可是为了这一很小的枝节问题，美方代表竟在七月十三日拂袖而去。
事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亲自以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名义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起草复信：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给贵方以方便。”
中朝方面据此于七月十五日答复美方，表示同意双方派新闻记者到谈判会场，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这么一件小事为什么要惊动最高统帅毛泽东呢？而他又为什么如此关注还亲自提笔呢？当时看来的确有些蹊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