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平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的学术活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43 未知 谢辉元 参加讨论
摘 要：国共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北平和上海地区因为有着巨大的“文化市场”，吸引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汇聚于此。他们以中共领导的相关文化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学术活动，推进学术研究，尤其是参与到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政治环境、文化场域对学术活动的影响甚大，由此导致两地史学发展各具特点。 关键词：国共内战； 马克思主义史学； 学术活动； 北平； 上海 1927-193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激烈对峙，除了军事领域的斗争外，文化战线的斗争也很炽烈。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是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一支尖兵。文化宣传阵地的扩大，端赖于“文化市场”的规模，故20世纪30年代文化斗争的核心舞台最终集中在当时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和北平，而这与两地有着足够的文化受众、出版阵地、文化场所，以及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密切相关。因此，上海、北平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者的主要集聚地。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平沪两地的集聚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一批留学国外或从前线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集聚上海、北平等地，掀起了以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1929年，中共为统一文化工作成立了直属中宣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嗣后，在文委领导下，各领域的左翼文化联合组织在平沪两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以各地原有的左翼文化团体为组织基础，吸收其骨干成员而成立，并最终统一于各地文总领导之下。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活动的组织依托。 在上海，1930年5月，文委和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朱镜我为党团书记，杜国庠为党组成员，盟员包括吴亮平、王学文、邓初民、熊得山、李达等。此后社联不断吸收新成员，其中就有1930年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的李平心（1932年入盟），广州社联创始人、1933年避难上海的何干之（1934年入盟）。1930年10月，在社联、左联等8个文化团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它以领导和协调各文化团体的行动为目的。1933年，陈翰笙、钱俊瑞等又在文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此外还有一些自由学者，如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公学教授的杜钢百，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与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在上海聚集了包括杜国庠、邓初民、陈翰笙、何干之、杜钢百、李平心、李达、熊得山等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在文委和文总的领导下，上海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了诸多学术活动。一是参加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二是组织人员进入学校授课。如社联第二任党团书记张庆孚同教育界、学术界有较多联系，经常介绍盟员到上海各校讲课，经他介绍进入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授课的有李达、王学文、邓初民、吴亮平、熊得山等。三是在1930年下半年成立了社联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法政大学学生邓拓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四是创办杂志和出版书籍。单就社联言，就先后创办了《思想》《新思潮》《新兴社会科学》等在社会史论战中赫赫有名的刊物，社联还曾利用杜国庠与南强书店的关系出版了吴亮平的《社会主义史》和杜国庠的著作。五是开展社会调查。在陈翰笙领导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做了大量的中国社会经济调查，开展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贡献很大。 在北平，1930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和北平市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简称“北方左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社联”）。次年底北平教育劳动者同盟（简称“教联”）亦随之成立。1932年5月，以诸多左翼组织为基础，成立了文化运动的指导组织北平文化总同盟（简称“北平文总”），6月该组织又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简称“北方文总”）。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些组织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范文澜是教联的党团书记，侯外庐、马哲民是其盟员。谭丕模1931年加入教联后担任过出版刊物的编委，赵纪彬1932年曾出任过秘书长、组织部长。与上海不同，北平学者参加社联的并不多，不过他们通过做顾问、演讲、师生交流等形式与社联保持着联系。如当时的社联盟员、北平大学学生尹景湖与李达、侯外庐就联系紧密。此外，还有像陈翰笙、吕振羽、翦伯赞等与中共组织保持特定联系的学者。这样，在北平便集聚了陈翰笙、李达、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赵纪彬、嵇文甫、谭丕模、吴承仕、齐燕铭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北平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文总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是通过大学讲堂传播了唯物史观。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都是这个时期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因其中进步师生较多，有“红色大学”之称，如李达、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曾在此教授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此外，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等校都有许多进步学者。二是积极组织公开演讲。活动由文总和教联组织，学生出面邀请。侯外庐、马哲民等便是经常受邀者。演讲频度很高，半月甚或每周皆有，常在北平各大高校举行，内容多涉抗日救亡。据侯外庐回忆，当年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这类演讲热情极高。三是参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1928年至1931年间，翦伯赞蛰居北平，与吕振羽、谭丕模相熟，常在一起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并“边干边学”马克思主义，积极撰文参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批判托派理论。四是创办刊物。如文总和社联的机关刊物《北方文化》《社会科学》，吕振羽与谭丕模1930年创办的《新东方》，以及吴承仕、齐燕铭1934年创办的《文史》等。五是组织时事讨论会、聚餐会、读书会等，以团结左翼知识分子。如1930年代前中期，以吴承仕、张申府、黄松龄等为代表的二三十个左翼学者经常以聚餐会的名义讨论政治问题，一两周一次。从“一二九”运动到“七七”事变间，中国大学国学系吴承仕、齐燕铭等五位老师曾组成时事座谈会，这实际是北方局倡建和领导下的党的特别小组，它成为北方局领导北平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渠道。而在当时的学生中，受社会性质论战促进和启发，“组织读书会的活动非常普遍”，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学生间就组织过社会科学研究会。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翼学术组织逐渐转型。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强化严重限制了左翼文化运动，加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央文委1936年决定解散文总所属的左联、社联、教联等进步文化团体，平、沪两地学者的联合组织也随之解散，史学研究队伍或星散各地，或转入各种救亡组织。1936年春，上海文总、社联解散，部分成员成立了上海著作人协会，仍以传播新兴社会科学为使命，一些青年则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同年，北平文总、教联等组织解散后，留在北平的史学工作者们则仍坚持斗争，如吴承仕、谭丕模等就加入到北平新启蒙学会中去，继续开展理论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共政争中逆势传播 （一）文化“围剿”的推行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兴起 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文化活动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政策下基本是以隐蔽的形式展开的。尽管在1930年代以前国民党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部矛盾上，但其文化管控政策仍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出的许多理论作品常被禁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的查禁革命书刊的通令就有30个之多。其中，南京政府1929年6月公布的《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及其通令中就指出，沪上发现共党刊物颇多，大都在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流毒愈深，殊非党国之福，应该严密查禁，并命令上海市政府“随时注意查察上海各书店销售之书籍，按周报告”，并通令各地党部宣传部随时审查，“如发现有共产书籍时，会同该地政府予以严厉之处分”。在此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等进步刊物，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等进步书店在1929-1930年间先后被查禁，相关工作人员也常被拘捕。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所导致的统治不稳固，为中共领导下的文化阵地的开辟留下了发展空间。在上海，蒋系势力虽强大，但租界方便利用，地下工作者可以开展半公开的活动。在北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势力较大，对左翼势力相对宽容，进步力量得以壮大。故此，平、沪地区的左翼文化机构和团体在1930年以前发展迅速，加上其时普通民众对进步文化的浓厚兴趣，这就使得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盛极一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带来了契机。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众多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推动下，1928-1930年间，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新兴社会科学传播热潮。首先，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科名著得到大量翻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风行一时。据统计，仅在1929年国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新书就达151种，译者达100人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河上肇等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被一译再译，一版再版。以丛书形式出版也屡见不鲜，如现代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书店的《新社会科学丛书》等。而随着中国学者对马列理论的日益熟悉，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开始由译介经典转为独立编著。如张如心的《无产阶级的哲学》（1930年），高一涵主讲、熊以谦记录整理的《马克斯唯物史观浅说》（1931年）等。其次，进步刊物和书店不断涌现。这三年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上海社联主办的《新思想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讲座》，上海左联主办的《世界文化》等，刊载了许多史学类文章。同时，进步书店也发展迅速。其中上海有党组织直接创办的书店，如无产阶级书店、秋阳书店、华兴书局等。阳翰笙说：“除了刊物，我们掌握的书店也很多。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都有自己的出版部，实际上就是书店。还有湖风书店也是党领导的。四马路的一些小书店，也大部分和我们有联系，如光华书局、现代书局、泰东书局、亚东书局。”潘汉年与光华书局，潘梓年与北新书局，钱杏邨（阿英）与亚东书局，孟超与泰东书局都有特定联系，而湖风书店则由宣侠父创办。此外，还有郑伯奇、朱镜我创办的江南书店，蒋光慈等创办的春野书店，胡也频、丁玲创办的人间书店，任白戈、沙汀创办的辛垦书店，陈望道创办的大江书铺，李达、邓初民等创办的昆仑书店，以及李达在其中任总编辑、杜国庠（化名林伯修、吴念慈）任编辑的南强书局。再次，大学讲堂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据点。上海的复旦大学、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身影。 最终，在各种政治和学术因素的发酵下，终于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吸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加入。上海社联成员普遍具有写文章、讲课、翻译等能力，朱镜我、王学文、杜国庠、张闻天、潘东周、邓初民等人都曾在《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踊跃发文，是论战的主力。在北平，翦伯赞、吕振羽也积极参与了论战，他们在阎锡山势力主办的《三民半月刊》上撰文发声。社联北平分盟因为高级知识分子不多，对论战的反应稍晚，参与也不多。他们多以读书会、报告会对此进行讨论。1934年北平社联研究部长李正文就曾在社联内部作过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小结，并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上。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复杂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兴起的，论战各方皆宣称奉行唯物史观，却归属不同政治势力，故往往视论战对立方为“最凶恶的敌人”，对其开展“理论的批判”。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战斗性，而这与中共当时的文化方针及对思想界形势的判断有着紧密关系。在193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以前，中共对于国内局势的判断总体来说是比较急进的。因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一度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因而不再相信有阶级间的统战问题。虽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提出了吸收小资产阶级（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是其中一部分）参加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对于所谓“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和名流学者，则仍一概视为反革命。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和瓦窑堡会议召开时才在全党范围内实现转变。相关主张反映在文化方针上，便表现为不妥协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在思想界的各式论争中，中共领导下的史学研究队伍对于其他派别的学术理论往往采用批判的态度，这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可以看得真切。 如作为论战领导团体的“社联”，在其成立纲领中就对自身的任务提出明确规定：要“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社联的工作报告中也曾直接指出：“从文化运动的立场上看来，‘社联’所负担的任务不应该受Academic倾向的拘束，更要克服文化主义的倾向，成为真正斗争的文化机关”。中央文委书记兼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朱镜我1930年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一文中说，随着全世界表示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后者包括三大思想系统：改良主义，包括了“从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的王道哲学中因袭出来的戴季陶主义”和“新生命社中的小喽啰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自由主义，包括胡适一派的理论；机会主义，即中国取消派的理论，是“反动思想阵营里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东西，最易使动摇分子陷入迷坑的理论”。朱氏强调：与这些“中国思想界底反革命阵营”作坚决斗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急切任务，在“阶级斗争之锐尖化，已经将到顶点的现在，已经没有中间的道路，中间的立场，谁不愿藏身在反动的营垒之中，谁就应该走进革命的阵线!”该文所分析的是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但文中所体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紧迫感和理论斗争的坚决性，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领导下的历史研究工作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普遍倾向。在论战中，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托派和新生命派极力批评，恰恰是基于与“思想界的反革命阵营”作坚决斗争的觉悟，换言之，这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反围剿”斗争，没有任何中间立场可言。 （二）文化“围剿”的加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进入高潮 1930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是年秋，随着中原大战结束，国民政府很快腾出手来对迅速发展的革命文化进行“围剿”。是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编印的平、沪等地社科书籍审查报告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书籍的勃兴，“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近月以来“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的高潮，于无形中已经冷落下来了，所以出版亦渐减少”。而原因之一，则是“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所以他们毫无畏忌的尽量出版，故极一时之盛。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同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出版法》44条，次年10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要求出版机构在书籍报刊发行前声请登记、审查，未经许可擅行出版的概行禁止和扣押。再有，1930-1932年间，国民党调查科特务组、力行社等反共特务组织相继涌现；1931年初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加重了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的惩治；1932年，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协定，特务可以进入租界捕人；1933年，蒋介石派侄子蒋孝先辖宪兵三团入驻北平，残酷镇压中共地下活动，逮捕进步师生。平、沪地区的文化斗争形势日趋严峻。 面对文化“围剿”，中共领导白区地下工作者作了坚决回击，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其斗争策略仍然显得过于激进。以社联为例，它在理论上不仅要求盟员富于斗争性，还极力批评其学术化倾向。邓初民作为社联的发起人之一，因为在社联事务上偏重理论工作，结果在1932年被批为脱离实际斗争的右倾分子，受到了开除盟籍的处分。这种激进性在社联的实际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的白区地下党组织曾盲目命令党、团员开展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写标语、发传单等活动，社联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其盟员不得不在其号召下参与其中。有研究者指出，在1932-1935年间，上海社联各小组几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些政治活动上，以至于其主要任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受到很大冲击，甚至被放置一旁，而社联的许多成员也因此进了监狱，组织遭到破坏。这种不注重发挥理论工作者研究特长，不注意讲究斗争策略性和隐蔽性的文化方针无疑与当时激进的对敌政策分不开。 在国共激烈斗争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活动的危险性大大增加，进步文化工作曾经屡受挫折。一方面，进步书刊、书店被大量查禁。1931年当局查禁书刊228种，因“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书刊达140余种。1932年，北平地区的《北方青年》《反帝特刊》等十余种进步刊物被查禁。此外，进步书店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也被大量关闭。在上海，1931年，北新书局、群众书店、江南书店、乐群书店被查封。现代书局（1931年）、大江书铺（1931年）、湖风书店（1932年）、光华书局（1935年）或被查封，或被迫停办。另一方面，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在上海，李达1931年在赴演讲途中遭特务毒打，左臂骨、锁骨则被打断。社联和文总也多次遭到破坏，尤其是1935年中共上海党组织遭到的大破坏，导致中央文委、文总、社联的朱镜我、杜国庠、许涤新、阳翰笙等负责人被捕，邓初民被迫转移，社联甚至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而在北平，1932年，当局大肆逮捕进步人士，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在北平被捕，是为“许马侯事件”；随着形势的恶化，到1934年北平社联也遭破坏。社联成员甘一飞回忆说：“由于白色恐怖，1933年至1935年前半年，党的秘密组织和外围群众团体很难开展活动。” 即便如此，白区文化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自1931年后走向高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更大发展。究其因，除了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自然延伸这样的学术原因外，也有特定的政治原因。 一是1931年以前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查禁更多地偏重于直接鼓吹现实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著述，这就直接打击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使得论战更多地转向没有那么敏感的古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如前述1930年国民党中宣部审查报告中，虽然认为郭沫若的《古代中国社会研究》“殊多牵强附会之处”，陆一远的《社会进化史大纲》有“辩证唯物论的立场”，李一尘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但都未要求查禁。然而对于丁达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朱新繁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则都以鼓动阶级斗争为由通令查禁。后两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紧密相关。这说明社会性质论战成为当局重点压制的对象。而到1931年后，国民党图书审查日趋严格，史学类书刊也成为重点监控对象，连作为社会史论战载体的中间派杂志《读书杂志》及其出版者神州国光社，也因“谈马克思主义太多”等原因而于1933年遭查禁和袭击。1934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一度被查禁。 二是抗日浪潮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浪潮席卷平、沪，文化界因此趋向进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出版商开始同情和支持进步学者的工作。夏衍回忆说，“一·二八”以前在沪地下党处境艰难，党员常因言行异于常人而被告密，但此后则一般群众不但不去报告工部局，反而要给予保护和帮助；同时，过去左翼作家的作品只能在自己办的或与左翼有关的书商办的杂志上发表，“一·二八”后则许多报纸、杂志，包括中间的或中间偏右的，都欢迎左翼作家写文章了。这为“文总”所属的各个组织提供了发展工作的机会。夏衍的话反映了当时整个文化界存在的进步趋势。史学界也是如此，许多学者在抗日浪潮中日趋革命化。如齐燕铭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学潮曾给他以很大震动，他最终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救国救民之道，随后又将马列著述介绍给了同样忧心时局的老师吴承仕，这成为齐、吴两人以唯物史观治史、治学的发端。侯外庐也称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从思想上走出书斋，是在“九一八”以后。范文澜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浪潮中因亲近共产党和爱国青年被捕，出狱之后就出版了“宣传爱国思想，影射国民党政府”的通俗读物《大丈夫》（1936年），这种用世之学成为他从“追踪乾嘉老辈”的“好古”之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桥梁。 三是瞿秋白、张闻天等在白区文化领域大力反对“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发表与传播打开了渠道。1931年夏瞿秋白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极力纠正左联“左”的错误。1932年中宣部长张闻天又要求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对当时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都有重要推进作用。夏衍说，过去我们是不允许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但自从瞿秋白领导文化工作，我们就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国民党或资产阶级办的《晨报》《申报》等宣传阵地。事实上，从1931年开始，特别是1933年以后，包括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上海杂志公司的《新世纪》等中间性质的刊物，乃至孙科主导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CC系潘公展办的《晨报》等国民党报刊也逐渐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史学类文章。尤其是《读书杂志》，在1931-1933年间更是成为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阵地。此外，还出现了吴承仕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的《文史》等。这集中体现了当时办刊风气的转向。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回忆道，1933起由于“文委”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办刊困难，“于是我们便利用公开合法的刊物来发表文章了”。 同时，党内学者也积极拓展出版渠道，所创新刊有上海的《世界知识》《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北平的《北方社会科学》《世界文化讲座》《大众文化》等；书店则有上海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北平的北平人文书店、北平书店等。以这些刊物和书店为依托，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社会史论战。上海方面的张闻天、熊得山、刘叔华、邓拓等，北平方面的吕振羽、翦伯赞、吴承仕等，都先后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平、沪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曾一度在平、沪高校历史教学中占有自己的讲席地位。由于北平和上海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两大中心，国立大学和私立大专院校众多，这成为左翼学者谋职的重要去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课程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曾大规模进入大学讲堂，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直接命名者较少，大部分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等名目下。平、沪高校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体说来，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容纳过更多的进步学者，社会科学专业比文史类专业开设过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课程。 具体言之，国立大学里执掌左翼史学相关教席的，更多的是像张奚若、卢郁文等持自由主义立场者，中共背景的学者较少。其时所谓国学或史学“王座”基本上又为学院派的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学者所把持。而吴承仕、范文澜等能在北大、北师大讲授国学，是因其深厚的旧学根底，在其立场日趋鲜明后，也往往被迫离职。即使在社会科学诸系别，马克思主义者也容易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如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侯外庐、北师大社会学系的马哲民，都曾主讲社会学（唯物史观），1933年遭逮捕和解职。李达、邓初民30年代初曾在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进化史，也皆因教育部的禁令遭到解聘。 比较而言，当时的私立大学进步学者可谓众多，北平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有李达、吴承仕、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齐燕铭、黄松龄、马哲民、陈启修、刘侃元、谭丕模、曹靖华等学者，而上海复旦大学、法政大学等校则有李达、邓初民、陈望道、吴亮平、熊得山、钱亦石、朱镜我、潘梓年、王学文等学者。进步学者在私立学校授课，所处的系别和专业与国立大学中进步学者的情况相近，主要也是在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法律系、政治系等社会科学系别中，在史学系的不多，其所教授的史学课程也多是专门史。如在上海法政学院政经系，王学文讲授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邓初民讲授政治学和社会进化史，钱亦石讲授近代欧洲政治史，潘梓年讲授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在中国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李达讲授社会学和经济方法论（即政治经济学），刘侃元讲授西洋古代经济史，黄松龄讲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杜叔林（汪泽楷）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后吕振羽经李达推荐来校，在经济系、政治系、国学系讲授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中国大学在当时的北平高校中比较特殊，除经济系、政治系外，文史系因为吴承仕的关系也吸纳了一大批进步学者。吴承仕讲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小学要略、三礼名物，吕振羽讲社会科学概论，齐燕铭讲中国通史，曹靖华讲近代文学，范文澜讲《文心雕龙》。中国大学因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轰动一时，被称为“红色大学”。当年熊德基热衷学习马克思主义却找不到门路时，就有同学劝他：“你要想学马克思主义，再没有比中国大学更好的”。可见中国大学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课程能大规模进入大学课堂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如论者所指出的，是社会思潮普遍趋向进步的结果。其次，在当时的校务治理中教授、学生有着较大发言权。有些高校领导奉行民主治校理念，为进步师生参与校务预留了空间，中国学院院长何其巩就是如此。高校中二级学院的院长、系主任等也掌握了较大的用人权。如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白鹏飞、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等，都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者做教员。而李达、黄松龄、许德珩、周谷城、陈望道、马哲民、吴承仕等，在暨南、复旦、北师大、中国大学担任各系主任期间，也积极聘请了大量进步学者。大量的学生，也会向校方提出聘请进步教授的要求，而高校为吸引学生，往往满足学生的愿望。1932年李达进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就是学生坚决要求的结果。有时中共及其影响下的学生会、学联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如1934、1936年，北大学生会曾先后向学校提出聘请进步教授和增设帝国主义侵华史、社会进化史、社会学说史等课程的要求，虽然遭到以蒋梦麟为首的校方当局的强硬拒绝，但也得到一些进步教授的响应，如许德珩就主动增设了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社会经济导论课。再次，当时的学界兼课现象颇为流行，如前述进步学者很多都在不同学校兼过课，有的兼课学校甚至达十个之多，这实际也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最后，党组织的安排和革命者的引荐也是重要因素。王学文曾指出：“‘社联’的重要活动是派人到大学去讲课和出版杂志，宣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派哪些人去学校教什么，在哪些杂志写什么文章，都由党团讨论决定。”社联研究部部长韩托夫称，社联在白色恐怖条件下曾倡导成员职业化，“在困难时互相支援、互相介绍教书兼课等活动”，上海100多位盟员“分散在各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会之中”。可见党组织在引导进步学者进入高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述张庆孚介绍李达、邓初民、熊得山等进入各高校就是如此。尤其是李达，他曾三次拒绝上海法政学院的邀请，但在张庆孚告知组织同意的意见后，便毫不犹豫前往，此后又根据组织意见进入暨南大学并接替许德珩历史社会系主任。此外，党组织自办或合办的学校如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也曾吸纳过进步学者。 至于国立、私立大学在容纳进步教授和课程上有所差别，是因为国立大学政府控制严格，而私立大学政府控制松弛。私立大学学生在聘任和续聘教授问题上有更大发言权。不过也有例外，如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等，作为国立大学也容纳了不少进步学者。这种情况与其政治压力较之清华、北大相对较小，校领导管理风格更趋柔和有关。而进步学者多在社会科学诸系而非史学系的原因，除了一般所认为的唯物史观藉社会科学之名流行、左翼学者受主流学界的排挤等因素外，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尚处初级阶段，研究者少、研究者学术声望有限有关，同时与左翼学者多是社会科学专业而非史学专业出身也有关。 左翼学者的历史教学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著大量涌现。很多学者基于授课需要，编著了教材，有的由学校统一印刷为讲义，有的则公开出版。如王学文的《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0年）、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1931年）、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李达的《社会进化史》（1935年）、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1933年）等，都曾是课堂讲义。另一面，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后起之秀。唯物史观在当时大受学生欢迎，许多后来成为史学名家的学者，如中国大学国学系的荣孟源、佟冬，经济系的吴泽，文史系的熊德基，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的邓拓等，都是在那时奠定了其学术根基。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论争中发展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十年内战时期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平、沪地区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卷入过，并有着不同的表现。 论战的掀起和高潮（1928-1933年）以上海为主场，上海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力，而北平地区的学者处于密切关注的状态。《新思潮》的创办、“社联”的筹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上的发声等，都与上海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论战前、中期的一些重要著述，如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29年）等，以及围绕论战出现的成果，如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1931）、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33）等，也多是在上海著成并出版的。 而此期北平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论战的参与程度不深。吕振羽、翦伯赞发表了一些论著，他们的研究重点开始也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侯外庐专心于《资本论》的翻译；吴承仕、范文澜、邓拓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尚未起步。不过，他们对论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在平时的教学、研究中，对托派和新生命派表现得十分排斥。如在中国大学，李达、侯外庐常在一起讨论有关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缺陷。李达对于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当一些教员因宣扬托派观点引发学生不满时，校方请李达和吕振羽去解围，李达也趁机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对于新生命派，当吕振羽准备参与社会史论战时，李达曾引导他辨清史坛上的各种流派，选准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吕振羽最终选择了影响最大的陶希圣作为批判对象，并针锋相对地写作了《中国政治思想史》。 到论战后期（1934-1937年），论战中心走向分散，其中以北平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氛围最为浓厚，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学者则以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为兴奋点。虽然在《读书杂志》于1933年被查封后，南京的《中国经济》《劳动季报》，上海的《中国农村》《世界文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北平的《食货》《文史》《晨报》都成为论战平台，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规模看，北平学界更加突出，尽管囿于北平有限的出版渠道，他们的成果可能在上海、南京等地发表和出版。其中，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吴承仕的《五伦说之历史观》（1934年），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1935年），嵇文甫的《船山哲学》（1936年），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1936年），吴泽的《殷代经济研究》（1936年）等著述，都是北平地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论战或积极探索的成果。而同期上海地区学者的成果相对较少，其中以陈翰笙领导的中国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调查，及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7）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最具代表性。不过，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也为外地学者著述的出版提供了便利，如王亚南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1936年）、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6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等就是在上海出版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如论者指出的，中共干部派在社会史论战中曾采取了暂时静观的态度。中共干部派在1931-1933年间未曾参与《读书杂志》挑起的混战，这与其关注点在社会性质论战、史料和理论的准备不成熟、苏联学界对论题缺乏官方定论等因素有关，直到1934年苏联学界主流观点渐次形成，中共干部派才陆续推出相关成果。二是1930年前后，由于上海政治环境恶化、经济压力较大，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离沪，而北平则以其学术城地位凸显、学者生活相对优渥等因素，吸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集聚，从而为论战后期的发声积聚了力量。如单就由沪抵平的学者言，就有翦伯赞（1928年）、吕振羽（1928年）、刘侃元（1930年）、许德珩（1931年）、马哲民（1931年）、李达（1932年）、吴泽（1933年）等，其中尤以李达声望最高。 不管怎样，平、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伴随着相关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及其史著的问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学术形态形成，成为民国史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劲旅。 四、结语 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关键期，平、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平与上海作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有着足够的文化受众、出版阵地、文化场所以及文化辐射力，因而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集聚地。两地学者有着领导斗争的统一组织——文化运动总同盟及其领导下的社联或教联。两地的学术资源也会相互流动，20世纪30年代初许德珩、马哲民、李达等学者先后受北平高校邀请北上授业就是典型例子。两地学者多具有留学经历，学术背景也很多样。除侯外庐、陈翰笙、杜钢百外，很少有纯粹史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而多是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转入史学领域或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因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更多地集中在高校中的社会科学诸系，不过他们都共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其思想理念也都带有苏联哲学的明显特征。这实际与新兴社会科学传播趋势相契合。 不过，北平和上海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情况也存在差异。上海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爆发地和主战场，北平的学者则主要起了呼应作用，最初论战参与者相对较少。上海社联吸纳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论战的重要参与力量。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史著出版数量和质量总体上也比北平要多要高。究其因，与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有着更大规模的文化市场，以及得域外风气之先等因素有关。当然，北平也有比上海占优势的地方，那就是国民党统治较上海薄弱，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组织和学者遭受破坏和逮捕的情况比上海要少，而高校内红色教授的势力也较上海更加强大，尤其是到了社会史论战中后期北平作为学术城吸引了大批左翼学者的到来，从而成为论战的新的中心。总之，平、沪两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开展学术活动，坚持学术研究，共同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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