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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岳飞为什么不得不死


    
    
    “留得大名垂日月,精光千古照中原”。这一诗句所歌颂的,是我国南宋时期伟大的民族英雄,抗金爱国名将岳飞。
    提起岳飞,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立志于“精忠报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在金兵南下侵略,中原生灵涂炭的动荡年代里,岳飞愤然投军从戎,忘我杀敌,从20岁起便奋战在抗击金兵入侵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战争烽火的锤炼中,他逐步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位统兵十万、独当一面的杰出将帅,成为支撑南宋半壁江山的中流砥柱。公元1140年,他发出犁庭扫穴,痛饮黄龙的铮铮誓言,统率岳家军反攻中原,在作战中,因情用兵,临机制胜,灵活机动,不拘常法,“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耳,然变而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于一心也。”相继取得了郾城、颍昌大捷,重创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横扫中原,收复大片失地。打得曾嚣张一时的金兵鬼哭狼嚎、肝胆俱裂,绝望地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
    由此可见,岳飞对于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功臣。正是靠了他的力挽狂澜,南宋朝廷才转危为安,避免了为金兵所灭亡的命运,宋高宗赵构才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中坐稳龙庭,过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神仙般日子。然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宋高宗及其手下秦桧之流奸佞,对岳飞的丰功伟绩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对岳飞本人蓄意陷害,无情打击。正当岳飞连战连捷,跃马横戈准备继续北进直捣金朝老巢黄龙府时,他们竟然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致使其苦心经营十年的反攻大计,毁于一旦。随后又罢去岳飞的兵权,积极罗织罪名,诬陷岳飞“谋反”。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及他的儿子岳云、战将张宪等人残忍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风波亭千古奇冤。当时岳飞年仅39岁,壮志未酬,衔冤而赍。
    岳飞之死是十足的冤案。他以功招祸、因忠罹难的不幸遭遇委实让人痛心疾首,扼腕浩叹,这样的奇冤在历史上或许并不多见,因为功臣遭皇帝屠戮,问题虽主要出在皇帝的身上,但是功臣宿将自身也多少有把柄可供人家利用,如居功自傲,如骄横不法等等。而岳飞的冤案则完全不同,它纯粹是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单方面为非作歹。这种际遇恐怕只有明末袁崇焕被冤杀事件差可比拟。无怪乎后人要对岳飞寄与无限的同情,并对残害他的刽子手赵构、秦桧严加声讨、痛予鞭挞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岳飞被冤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他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的立场,同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被赵构、秦桧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为了满足金朝方面“必杀飞,始可和”的蛮横要求,赵构、秦桧遂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屠刀砍向功业卓著、赤胆忠心的岳飞。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岳飞的悲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深层次因素,是他无意中卷入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犯赵构本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
    明代文人文徵明曾作有一首《满江红》词,对岳飞被杀的原因大胆表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杀害岳飞的主凶是赵构而非秦桧,“念区区秦桧亦何能,从其欲”。指出赵构杀岳飞是为了防止北伐胜利,徽、钦两宗回朝,致使自己不能再居皇位局面的发生:“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应该说,文徵明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岳飞之遭猜忌,最终沉冤风波亭,其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北伐,战胜金兵,迎接徽、钦两官回朝,而且他还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宣布出来,这不能不引起赵构的极大忌恨,非杀掉岳飞不可了。
     宋代自宋高祖赵匡胤利用军队发动“陈桥驿兵变”开国以来,鉴于前代功臣宿将擅权,以致江山易手的教训,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干政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一支雄师的方面大员,自然要成为赵构主要防范的对象。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之流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则朝廷尚可以有几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正义感不那么强烈,对朝廷事务噤口不言,漠不关心,就像后期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启动杀机。然而岳飞偏偏是一个血性汉子,“做事斩钉截铁,为人光风霁月”,对自己认准正确的事情非发言不可,这就直接触犯了赵构不可明白告人的私衷,其大祸临头也就无法避免了。
     应该说,岳飞秉公议事、仗义执言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他就因这方面的原因而遭受过打击。宋高宗赵构初即位,年仅24岁、身为下级军官的岳飞就不顾位卑言轻之嫌而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主北上抗金。“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土作气,中原可复”(《宋史·岳飞传》)。但奏书却触怒了赵构和朝中妥协派大臣,愤懑恼怒之余,他们给岳飞扣上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了岳飞的职务。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岳飞秉公言事的个性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遇有他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仍然要坦率表达,这样一来,赵构对他的猜忌便越来越重,悲剧的发生也就很难避免了。因为岳飞这时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军官,而是手握重兵、威震天下的方面大员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赵构的神经,使其产生其他的联想,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这从专制君主一方来讲,也是正常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件事尤其让赵构大为反感,使他内心深处断定岳飞为“反侧之子”,有“不臣之心”。当时赵构因无自己的子嗣而立太祖后裔赵眘 (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金人方面为了挑动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表示要送钦宗之子赵靖回临安,企图在南宋皇位继承问题上制造风波,挑拨离间,煽动不和。岳飞对赵眘的人品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皇位接班人,所以主张维持赵眘的继承人地位,拒迎赵靖。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主张,他决定给赵构上奏章,详细阐说赵眘应续担任储君的种种原因,提醒赵构千万不要中了金人阴险的离间之计。这时,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薛弼向岳飞指出,朝廷对武将存有戒心,身为武将者应当循规蹈矩,谨守为臣的职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老实实,恭顺听命。虽说岳飞你是出于公心提自己的看法,但客观上却会使朝廷对你产生猜忌,所以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要懂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道理!然而岳飞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言事,是为朝廷的前途着想,尽忠尽职,并无不可。于是仍坚持在上朝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薛弼所料。当岳飞对赵构谈及拒迎赵靖,仍立赵眘为太子的意见时,赵构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忍住怒气听完岳飞的奏章后,当即给予岳飞以严重警告:“你的意见虽说是出于忠心,但武臣不得干预朝政,乃是祖宗定制,今后决不允许你再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说完便拂袖离去。事后赵构又让薛弼转达他对岳飞的警告,不得妄议朝政。同时数派宰相赵鼎向岳飞传达类似的训诫。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之心急剧膨胀起来,你岳飞拥兵十万,尾大不掉,又居然违背朝廷祖制,对朝政说三道四,乱发议论,这究竟是想干什么?越思忖越是觉得事情蹊跷,疑窦丛生,于是就认定岳飞头上长有反骨,绝对不可信任。这样的误解日复一日加深,到最后终于通过“和战争论”事件的渠道全面爆发出来,制造千古冤狱残杀功臣岳飞。
     显而易见,岳飞之死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出于公心对朝廷的具体政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意中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使得皇帝对他加深猜疑,最终亮出屠刀,制造冤案。
     岳飞之死的又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政治的扼杀人才机制。中国历史上许多功臣勋将遭诬陷,遭迫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一些人品龌龊、性情邪恶的国事出于各种阴暗心理、卑劣动机,秉承专制君主的旨意,在那里兴风作浪,借刀杀人。他们或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或栽赃诬陷,挑拨离间;或血口喷人,狠使绊子;或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其狠毒令人发指,其肮脏让人作呕。岳飞的同僚张俊将军,就是这类跳梁小丑中的典型代表。
     提到张俊,我们不得不先从岳飞坟前的四座铁铸跪像说起,游览过杭州的人恐怕都多少知道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庙里,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岳飞坟前铸有四尊跪着的铁像,供万人唾骂、古今诅咒。这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就是残害岳飞的元凶。他们以自己的无耻凶残而遭到自宋以来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唾弃,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见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公道自在人心,英雄为人所缅怀,而奸佞则为人所憎恨。
     在这四座跪像中,秦桧是残杀岳飞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心肠歹毒不亚乃夫,正是她一句“放虎容易缚虎难”,促使秦桧最终下定决心向岳飞开刀。万俟呙是岳飞冤案的直接“主审官”,为虎作伥,在残害岳飞一案中赤膊上阵,充当急先锋,罪不可恕。他们三人受声讨、遭唾骂是很自然的。可是,第四个跪像的主人公则教人产生另外的感觉,既蔑视憎恨又惋惜遗憾:原本是人为何甘愿做鬼!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名声显赫、地位尊崇、也曾立过战功的大将张俊。这位张俊长年在军中服务,也在抗金军事活动中跃马横戈,没有功劳有苦劳,一步步成为了统兵数万、独挡一面的方面大员,与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一起并称作为南宋初年“中兴四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位多少也可以称为南宋朝廷“功臣”的张俊将军,却丝毫不念与岳飞的袍泽之谊,丧尽天良,在陷害、残杀另一位大功臣岳飞的丑恶事件中,充当打手,助纣为虐。以致身败名裂,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后人唾骂抨击,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真可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从史实记载来看,张俊在岳飞冤狱中的确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令人作呕的角色。是他秉承赵构、秦桧的旨意,有意自解兵权,出任虚职枢密使,从而以“旅进旅退”的政治姿态,胁迫岳飞解除兵权,出任无实权的枢密副使,使其“痛饮黄龙”、收复中原的凌云壮志付诸东流。是他编造了岳飞在淮西战役中违抗圣旨、逗留不进的弥天大谎,使赵构、秦桧找到借口,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是他处心积虑要把岳家军彻底摧毁,要置岳飞于死地,而暗中在岳飞的部将中物色能告发岳飞的奸人,抬出贪昧良心、认贼作父的副统制王俊、都统制王贵充当首告,帮助其炮制《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谋反,并把岳飞牵涉于其中。也是他故意昧着良心判定王俊《告首状》中所述一切属实,亲自冲到前台,赤膊上阵“亲行鞠炼”,逼张宪自诬“欲劫诸军为乱”,并亲自伪造所谓的张宪“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杭州的大理狱中,接着又向岳飞本人伸出魔掌,将捏造的案情上达“天听”,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冤狱悲剧。
    
    正因为张俊秉承赵构、秦桧的罪恶旨意,鞍前马后来回奔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前期工作,一手策划了所谓“岳飞伙同其子岳云、部将张宪阴谋叛逆”案件,赵构、秦桧才能顺水推舟,制造出英雄蒙难、千古同悲的“风波亭奇冤”。由此可见,张俊是赵构、秦桧迫害忠臣、自毁长城的罪恶行径中的主要帮凶,说他是岳飞冤案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他遭到人们的憎恨唾弃,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示众,乃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张俊诬陷迫害岳飞,这固然有他品质卑劣的因素,
    
    
    但真正的病根还是应该到中国传统政治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提倡普遍平庸,反对个别冒尖,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谗必随之”,指的正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劣胜优败”的淘汰机制。你才华出众,功业过人,就反衬出其他人的平庸与无能,他们因而会感到不舒服,觉得没面子,心理一失衡,于是就对成功者滋生出极大的敌意,恨不得把他拉回到平庸之中,甚至要想方设法打击他,毁灭他。这样一来,嫉贤妒能、损人利己种种做法便大行于世了,小人得志猖狂,英雄进退维谷,亦成为正常表现,代有相传,不绝如缕。换言之,中国古代的“人才”,往往是揣摩人、对付人之才,而非做事建功之才。而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萎靡不振,弊端众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才”过剩而“事才”短缺。
    
    从这个角度考察张俊陷害岳飞的行为,其初衷动机或许也能够比较理解了。张俊资历比岳飞老,地位比岳飞高,可是军事才能却远逊于岳飞,战功也无法和岳飞比拟,这样,自己的威望自然一天天不如岳飞,长此以往,可能会连带自己与岳飞的官爵地位互换位置。眼见岳飞“芝麻开花节节高”“风风火火闯九州”,自己老牛破车,光采不再,“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庭冷落车马稀”,成了“迟暮的美人”,这如何不教人妒火中烧,气填胸膺。“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维系住自己既得的利益,最佳的出路便是把竞争对手打下去,从根本上消除这方面的威胁。而打击竞争对手的主要途径,则莫优于借助朝廷的力量,利用天子的喜怒哀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无妨不择手段。我同你岳飞不比军功,不比人格,专比谁脸皮厚,谁心肠黑,你岳飞如今神气,我就让你神气不起来;看看究竟是你有能耐,还是我有法道。于是乎,他甘心情愿充当了赵构、秦桧等人的帮凶,成了十足的奸佞。
    
    总言之,岳飞一方面直言不讳,使得宋高宗赵构萌发内心深处的凛凛杀机;另方面功盖天下,害得庸将张俊之徒颜面尽失,无地自容。如此这般,岳飞尽管其心“天日昭昭”,但又焉得逃脱“风波亭之狱”,留得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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