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霞：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经学背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6:11:36 爱思想 王红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经学的文本支撑、治学理念、为学路径紧密相关，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而来的。经书是顾颉刚阐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本依据。在疑古辨伪工作中，他秉持“重考据轻义理”的为学理念，经历了从“疑经”到“辨古籍”再到“辨古史”的致知门径。顾颉刚尝试将疑古辨伪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在经史领域“互通共享”，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研究的流弊，更好地为现代史学服务，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 键 词：顾颉刚/疑古辨伪/经学背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S014)。 作者简介：王红霞(1981- )，女，山东济宁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作为《古史辨》的创始人，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往讨论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史学思想，多从学术源流与社会际遇两方面综合分析它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它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这种综合分析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影响因素。但是，当我们从内在学术理路的角度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存在一个薄弱之处，那就是较少辨析顾颉刚对经学认知的多样性问题，而更多地把历代疑古思想、时代背景当作影响因素来看待，认为顾颉刚反对经学、主张推翻经学偶像。对他疑古辨伪思想中隐含的“经学痕迹”，尚缺少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较少注意到经学为顾颉刚疑古辨伪提供文献依据、理论支撑与方法借鉴等方面的价值。 顾颉刚经学认知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对他论证与应用疑古辨伪的理论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内因。顾颉刚的经学态度已经不能用“否定经学”这四个字简单概括，而应该全面地分析与评价。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文本依据、为学理念、致知门径等方面，着重分析经学与疑古辨伪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意在探讨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经学的创造性转换。 一、经书：“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本世界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它的提出，既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②，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③，标志着顾颉刚将疑古辨伪由具体问题提升至历史认识论的高度，而顾颉刚论证这一史学观念的文本支撑，不是史书而是经书。 “层累说”萌芽的灵感，缘起于顾颉刚分析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三部经书中对尧舜禹地位问题的论述。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最早论述了“层累说”的大意：“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④根据经书的问世时间，顾颉刚通过对比历代尧、舜、伯夷、叔齐等记载，大胆推论古史的形成特点：他们的事迹是后世慢慢附上去的，是渐渐“踵事增华”的⑤。由此他归纳出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征：中国史学的演进是由近及远构造而成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愈积愈多”⑥，时代越靠后，构造的故事越全面，这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已大致吻合。 顾颉刚根据从经书中得到的历史观念，按时代先后次序排队，提炼出了“层累说”，之后在其对这一观念论证时，经书也是证据材料的重要来源。以十三经为例，顾颉刚发现，十三经的形成也是层累地造成的：“十三经者，盖汉以前之古籍，自周迄宋一千八百年中层累汇合而成。”⑦他指出，十三经中，有经师们作的笔记杂说，有儒家的学说，还有汉代的伪书，十三经的形成并不是连贯的，而是从西周之初至西汉之末一千一百年中逐层地叠起来的。“十三经的构成不是一次的事。战国以前只说《诗》《书》《礼》《乐》，是四种。战国以下加上了《易》《春秋》，是六种。汉魏因为《乐》有谱而无经，把它去掉，为五种；加上《论语》《孝经》，是七种。唐代分《仪礼》《周礼》《礼记》为三种，又分《春秋》的三种传为三种，合上《易》《书》《诗》，是九种。宋代就唐的九种，再加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是十三种。所以十三经这个集团是经历了五次的变迁才成功的”⑧。十三经起源不一，内容广泛，性质各异，它们的“层累地”编定与增加也是“越往后越复杂”。 此外，经学的中心人物也是“层累说”的阐释主体。顾颉刚以家喻户晓的经学人物为对象，如关乎历史源头的三皇五帝、位居儒学中心的尧舜禹等，通过揭示他们的神话传说，梳理他们形象叙述的演变，分析他们在古史中地位、层次的变化，进而梳理出整个古史系统构成的“层累”逻辑体系。 在国民意识中，“三皇五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符号与象征，是民族信仰的前提和民族团结的根基，而黄帝是公认的始祖，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顾颉刚明确声称“东周以上无史”：“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⑨这都与儒家确立的“信史”大相径庭。尧舜禹是儒家尊崇的中心人物，由于考古资料的缺少，夏商周已经“茫昧无稽”，对尧舜禹的研究，不单单是只研究三个人物那么简单，还涉及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以及夏代史的相关情况，是上古史研究中不可能绕过的重要存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鲧禹的传说》《夏史三论》等文章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作的。通过考察，顾颉刚发现，一方面，尧舜禹的形象，在历史记载中经历了一个逐层渲染的累积，“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⑩。另一方面，禅让说乃是墨家首倡，经过广泛流传后，为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熔铸，最后被写进《尚书·尧典》的，形成时间历经数百年之久。由此，顾颉刚推断，作为经学的中心人物，尧舜禹的“史实”有很多是可疑的、不足信的。如此一来，经学“言必称三代”的法古主张便不打自倒了，疑古辨伪思想的说服力与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二、重考据轻义理：疑古辨伪的为学理念 义理与考据是经学研究中的一对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互相浸润，而在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顾颉刚轻义理重考据的为学理念尤为凸显。 在批评“义理”方面，顾颉刚比前人更为彻底。前人疑经之义理，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点，如崔述疑传不疑经，姚际恒也并不是如顾氏所说的“姚氏太勇了，什么都要疑”(11)，姚氏在批评王通时云：“尔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伪书以拟《论语》乎!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亦当别出言行；未闻有比拟其书便可为圣人者。”(12)这表明，姚氏虽然攻击的目标是程朱之学，但目的并不是要动摇孔子之道，仍然具有卫道的意味。相比之下，顾颉刚既不崇经又不崇道，在剥除经之义理、溯经之本源的过程中也更加彻底。他认为，义理是将圣人之言和经传所云看作政治行为的规范，是后人赋予经学的主观认识。例如《春秋》经传中常将义理和史事杂糅在一起，使得经传的真相似是而非，后人很难能够寻出它们各自的原貌，只有逐层揭去义理的笼罩，才能探寻经学的真相。 经学中的考据，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甚至是细枝末节等形而下的问题，通常被诟病为“琐碎无系统”。对此，顾颉刚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他强调考据在现代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相信每一条记载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必有所出”，“非考据不足以言史学”的倾向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不会过时。一般认为，考据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不上一门学问，钱穆就曾说过“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13)。对此观点，顾颉刚不以为然，他认为考据是方法，考据学是一门学问。1955年，他为《古籍考辨丛刊》作序文时，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14)他指出，中国考据学萌芽于东汉时期，从隋唐五代至宋时期渐渐地成立并发展，到了清代，考据学趋于成熟。这一番对中国考据学史的梳理，既反映了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发展中的连续性，又意在强调考据并不只是经学的“专利”，它在现代史学研究中依然大有用武之地。顾颉刚称考据学是传统文化中富有科学性的学问，是现代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并强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归纳说：“考证学的目的：1.发见新事实。2.得到事实的真相，拨除其尘障。3.从事实的真相及新事实上建立新系统。”(15)学术研究方法各有千秋，但学术研究的态度与目的是可以共通的，考据学严谨考信材料，以“一字一句皆有渊源”为旨归，这种朴实、审慎的学术品格顾颉刚尤为欣赏，认为这是探索历史真相、建设信史系统不可或缺的。 第二，新历史考据是经学考据的现代转型。考据学与史料学在对象、过程及目的上具有共通性，顾颉刚称“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16)。他认为，从文化延续角度看，“史料学”一词是考据学在现代的延续：“到了现在，考据学这个名词应当改称为‘史料学’。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他的环境等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17)他以“围剿”一词为喻，说明考据对辨伪史料的重要性：“考据之术，便是把一件东西划成无数小部分，逐步把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而后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18)考据是确定史料真伪的前提，这一过程如同“围剿”，先以某一具体问题切入，然后搜集史料，再对史料重新考辨、编排、分类，最后“只有多数经过批判地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19)，才能够为史学研究服务。这里说的“史料学”，就是通常所说的“新历史考据学”(20)。传统考据是“为经学而经学”(21)，新历史考据学则是在批判继承传统考据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现代史学观念的指导、史学与社会的联系、社会科学门类的整合等，方法论上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考据迥异其趣。 现代史学考证是基础，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前提。顾颉刚将“一字一句皆有渊源”的经学考据引入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将中国本土的“乾嘉范式”与西方实证史学有机结合起来，这一轻义理重考据的为学理念，反映了他疑古辨伪思想中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 三、疑经—辨古籍—辨古史：疑古辨伪的致知门径 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由疑经到辨古籍，第二步是由辨古籍到辨古史。考证经籍是疑古辨伪的首要工作，在由“疑经辨伪”转向“疑古辨伪”之后，最终目的是对真实历史的寻找与重建。 第一，由疑经到辨古籍。顾颉刚以“经书及其注解”作为辨伪对象，后来将范围扩展至一切史学古籍，辨伪成果以《辨伪丛刊》《古籍考辨丛刊》为代表(22)。对于自己如何走上“由疑经而辨古籍”的道路，顾颉刚在1930年坦言：“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 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我的刺激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23) 这里所指的两次“震荡”，第一次是《书经》与《阎若璩传》的冲突，阎若璩怀疑经籍、经注、经说启发了顾颉刚；第二次是《汉魏丛书》与《古今伪书考》的冲突，姚际恒的大胆怀疑鼓舞了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勇气。顾颉刚所指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即是指延续阎若璩和姚际恒的辨伪之路，特别是姚氏把经书划入伪书范畴，更是让顾颉刚“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他这样评价姚际恒：“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24)虽然现在看来，《古今伪书考》只是一册读书笔记，其中的论断有不少偏颇之处，学术价值有限，但姚氏敢于提出“古今伪书”这一名目，这恰恰是《古今伪书考》的价值所在——敢于疑前人不敢疑的经书，这也是顾颉刚感受到“震荡”的原因所在。 第二，由辨古籍到辨古史。古籍是历史记载，历史是客观存在，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呼应，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对象也分两层：一是考辨记载古史的文本典籍，二是考辨古史本身。前者针对史书中的矛盾，如作者、成书年代、记载内容、文体形式、语言风格等；后者针对史实中的抵牾之处，如描述、逻辑推理、观点等。顾颉刚由辨古籍到辨古史，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胡适对此也曾有过论述，“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25)。 随着研究的深入，顾颉刚疑古的关注点由“伪书的伪史”逐渐延伸到“真书的伪史”上，对真书、伪书、真史、伪史的认识趋向辩证。1921年，顾颉刚在自述其整理中国历史的意见时，认为伪书所记载的全是伪史，他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订，便使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26)1935年，顾颉刚改变了这个有些“绝对化概括”的认识，指出：“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27)材料的真伪是相对来说的，真书、伪书与真史、伪史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书本身的真伪与内容的真伪并不是一致的，伪书中有伪史，也有真史，真书中也有伪史。原本是荒谬之说的谶纬，只要善于使用，也是宝贵的史料，“又如谶纬，我虽敢说它十分之九是妖妄荒诞的东西，但终有它十分之一的可宝贵的资料”(28)。最后，顾颉刚得出结论：“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29)顾颉刚没有片面地将伪书打入“冷宫”，也没有给真书绝对的信任，所谓的真书、伪书、真史、伪史都是相对而言的，显示了顾氏史料观的发展与成熟。 顾颉刚通过经籍入手扩展至古籍考辨，然后再去重新审查中国的古史，进而指出古史的立足点及古史系统的不可靠性，这种“疑经—辨古籍—辨古史”的致知门径，既是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升华。 四、结语 经学与史学之间的紧张与汇合，是中国学术内部结构的重要裂变。20世纪初期，当梁启超发出“于今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30)之感叹的时候，失去封建社会制度依托的经学急剧式微，史学则在西方科学社会思潮的传播中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经学时代结束，史学时代开启，那些积极响应“新史学”号召的学者，也大都纷纷告别经学，转型成长为具有现代史学精神、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史学家。近年来，学术界对现代经史关系的关注多集中于经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断裂，主要阐述现代史学在摆脱传统经学桎梏之后的破竹之势，而较少注意到现代经史之间依然存在的内在关联，特别是经学对现代史学潜在的、长远的影响。实质上，现代史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经学背景的支撑，汗牛充栋的经说与经解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可能绕过经学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而进行，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之间，联系紧密而难以割裂。 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经学的材料支撑、治学理念、为学路径都紧密相关，可以说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而来的。经学研究是顾颉刚从事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必经之路，顾颉刚本人也曾明确表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31)，只有打破传统的经学认知，重新考察经学层层粉饰的旧古史体系，才能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在此基础上，顾颉刚将经史研究中疑古辨伪的思想与方法“互通共享”，其优点在于能够以客观事实为旨归，摒弃学术研究中的门户之见、政治之压、道德之附。疑古辨伪思想的提出使他成为民国时期普遍认同的颇具“现代性”、“革命性”的先锋人物，而经学情结的潜移默化使他成为新历史考据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两个似乎有矛盾的学术角色，在顾颉刚的身上得到毫无“违和感”的统一。可以说，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源起于经学，伴随着经学，落脚在史学，最后归于经学与史学的统一。 在现代史学史中，顾颉刚在经史领域的疑古辨伪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方面，主要指顾颉刚秉承自宋代以降的辨伪精神，吸收乾嘉汉学的考证理念，顺应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方向，以“经学结束者”(32)的身份自觉担负起结算经学、变经为史的重任。“启后”方面，主要指顾颉刚不但身体力行疑古辨伪，而且组织同时代志同道合的学人聚集在《古史辨》《辨伪丛刊》等平台周围，逐渐形成了以材料考辨为核心的“乾嘉范式”(33)，将经学纳入现代史学的学科建设之中。经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理论来源和重要构成要素，现代史学的创新不可能完全抛开经学。顾颉刚对经学的辨伪、整理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表明经学具有强大的解释空间，依然可以与当今时代相对接，依然可以承载当代的时代意蕴与精神内涵，可以发挥其中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这种创造性转换，不仅是顾颉刚的个人倾向，而且是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如今，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学科，具备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它在保持经学与传统史学积极因素的同时，又融入了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息息相通的新观念、新思想、新视野和新方法，必将走向新的繁荣。 注释： ①较早研究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是香港学者许冠三，他从学术源流和社会际遇两方面综合分析了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思想渊源(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之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此观点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例如赵光贤的《顾颉刚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陈其泰的《“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路新生的《顾颉刚疑古学浅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董恩强的《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三峡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黄海烈的《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等，都遵循了许冠三的思路并做了深入论述。这些成果大都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既继承了古代(尤其是宋清两代)学者的疑古思想，又受新史学运动的影响，是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综合经学、文献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知识以及融合中西思想而结成的硕果。 ②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明报月刊》，1981年第5期。 ③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④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45页。 ⑤顾颉刚：《1921年11月5日致钱玄同信》，《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535页。 ⑥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39页。 ⑦顾颉刚：《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262页。 ⑧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512页。 ⑨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76页。 ⑩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36页。 (11)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1页。 (12)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13)钱穆：《学术与心术》，《钱宾四先生文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3页。 (14)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22页。 (1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7年12月31日，中华书局，2010年，第194页。 (16)顾颉刚：《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500页。 (17)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22页。 (18)顾颉刚：《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500页。 (19)顾颉刚：《虬江市隐杂记序》，《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409页。 (20)周文玖，李玉莉：《经学与新历史考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22)1929年至1935年间，《辨伪丛刊》由朴社出版了两辑共12种，其中通论5种：《朱熹辨伪书语》《唐人辨伪集语》《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古学考》；经学5种：《书序辨》《诗辨妄》《诗疑》《左氏春秋考证》《考信录提要》；子学2种：《子略(选录)》《诸子辨》。1955年，受中华书局邀请，顾颉刚继续20年前《辨伪丛刊》的工作，更名为《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将之前所编《辨伪丛刊》的十种书籍(除《诗辨妄》和《古学考》以外)一并辑入。第二集共十种，其中通论5种：《欧阳修考辨古籍语》《叶适考辨古籍语》《袁枚考辨古籍语》《崔述考辨古籍语》《俞樾考辨古籍语》；经学5种：《诗辨妄》《诗论》《礼经通论》《周官辨非》《周官辨》。 (23)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24)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7页。 (25)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6页。 (26)顾颉刚：《1921年6月9日致王伯祥信》，《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17页。 (27)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03页。 (28)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472页。 (29)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03页。 (3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6页。 (31)顾颉刚：《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268页。 (32)王红霞：《经师还是研究者：顾颉刚的经学研究角色定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33)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0-1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