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之路——20世纪70至90年代(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28 中国民俗学网 李靖 参加讨论
五、结语：理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综观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发展过程，走向理论化是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至关重要的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对理论化有意识的强调和实践也表明女性主义民俗学被认为是一个不具备理论性的领域，即所谓的“低理论(low theory)、经验性(experience-near)”的领域。一方面，女性主义民俗学的理论化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用民俗学作为资料和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解释的钥匙这样等级性的模式。如凯·特纳称女性主义理论是女性主义民俗学塑建过程中的助产士。另一方面，受益于表演理论的女性主义民俗研究虽对女性民俗的理解逐渐走向成熟，比如对女性对抗的多样变异性、微妙性及模糊性的认识，但积极的学科理论建设以及和其它学科理论(包括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对话仍是努力的方向。那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经验性的领域，走向理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 也许人类学家格洛丽亚·罗哈杰(Gloria Raheja)和安·戈尔德(Ann Gold)对自身的学术研究的反思可以成为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的一个开始。她们在研究印度女性口头叙事及民歌传统时指出，她们面对的一方面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女性主义领域用诸多的数字和事实所展现的印度妇女受歧视压迫的现实，而另一方面则是她们在田野中所经历的敢说敢做、充满着自由精神、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把握的女性形象。在思考了这种难以协调的巨大反差后，格洛丽亚·罗哈杰和安·戈尔德在其书的导论中指出：
格洛丽亚·罗哈杰和安·戈尔德在其研究中并未试图和民俗学家进行对话(很遗憾，民俗学研究并未进入其研究视野)，但是她们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思考并进一步意识到不同学科领域对文化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化的不同方式及它们各自的价值。无论人类学还是民俗学，它们的操作实践方式都提供了和所研究的主体有着更为密切的对话机会。而正是这种模式给与了这些领域对文化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化和知识再生产的独特性，即格洛丽亚·罗哈杰和安·戈尔德所指出的解构突破某些错误假设的可能性。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探讨什么是“经验性”的领域，那么，如玛格丽特·米尔斯指出的，民俗学的“经验性”同时意味着理论性，不过是一种从下至上意义上的理论性。正是这样一个领域成就了“技艺精湛的听者(virtuoso listeners)”，而这些听者不会满足于只是接受“被动听闻(listening as passive)”所进行的构建。 作为本篇评析的结语，同时也作为对玛格丽特·米尔斯的见解的进一步体现，笔者在这里引用美国民俗学家佐拉·赫斯顿(Zora Hurston)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田野调查中搜集的一个口头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可以看成是对本篇话题———即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走向理论化———的一个喻意性的超叙述(meta-narrative)。这个故事是在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中讲述的。在听到一个男人评价“女人要屁股有屁股(plenty of hips)，要嘴有嘴，可是没有脑子”之后，一个妇女讲述了这个故事作为回应。这个故事的概述如下：
这个故事本身在当时的表演及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值得专文探究，但如果暂时超越其具体性，我们看到的则是其对社会性别之间的权力互动以及对权力和对抗辩证性问题的一个生动、深刻而又精到的阐释。而这正是女性主义民俗学从发端期走向理论化的过程中逐渐领悟采用的一个视角。因此可以说我们所面对的“经验性”的田野及其内在的民间智慧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所谓的理论，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如何学会去理解并受益于它的“经验性”。就此而言，1993年玛格丽特·米尔斯回顾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观点仍具有耐人寻思的深意：在理论化的继续中，“回到资料和实践———回到未来(back to data and the practice—back to the future)”。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