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国家的起源及特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56 未知 晏绍祥 参加讨论
主持人语：国家和文明起源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提出了诸多理论和假说。考古学的发展，不断给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也引发了大量争论。本组笔谈的理论篇评述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中主要的方法论，并就各个学科如何协作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做出了思考。另外四篇分别讨论了中国、西亚、埃及、克里特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中的不同侧面。中国篇以周王朝为案例，认为周王朝以王家为中心，逐步构建起以周邦为核心的天下体系；西亚篇将国王头衔的变化与国家疆域的扩张联系起来；埃及篇注意到早期国家统一进程中外人形象与内部秩序之间的关系；克里特篇探讨了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因和职能。在理论与案例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揭示早期国家研究可能的面向与维度，也期待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更多学者加入，共同推进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 作者简介：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希腊罗马史。 在国家起源研究中，青铜时代克里特的地位比较尴尬。古希腊史一般会叙述克里特文明的历史，但对克里特是否存在国家，往往语焉不详。[1]原因部分在于克里特是个小地方，缺乏两河流域和中南美洲那样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也没有像金字塔那样豪华的墓葬。[2]而克里特使用的线形文字A，至今未得到解读。专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学者，如美国学者塞维斯、中国学者陈淳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克里特。[3]但克里特作为欧洲最早国家的身份，还是得到诸多学者的注意。柴尔德承认青铜时代的克里特有国家；[4]费根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并列；[5]伦弗鲁详细梳理了爱琴海地区文明形成的进程；切里讨论了克里特国家起源中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建筑等因素的作用，以及克里特宫殿国家之间的关系。[6]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克里特国家的情况。[7]但关于克里特国家起源的某些关键问题仍有待厘清。本文意欲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克里特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略作介绍，不当之处请学界批评指正。 克里特国家的起源：本土发展与外来影响 早在公元前8千纪，第一批农业居民可能就到了克里特。公元前3千纪，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开始了向文明过渡的进程。公元前2千纪初，随着中期米诺斯时代克诺索斯等地宫殿建筑群的兴起，克里特国家产生。从此时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克里特被迈锡尼人征服，所谓米诺斯人的国家前后延续了500多年。 在柴尔德看来，克里特国家在早期米诺斯第一期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萌芽，“早在米诺斯文化早期，仔细规划的城市无须城墙加以保护，表明当时已经建立起了有秩序的政体和至高无上的法律”。他认为米诺斯文明虽然深受埃及和西亚的影响，但仍是欧洲的，“在克里特岛，我们没有发现标志东方君主专制霸权的巨大宫殿，也找不到像金字塔那样体现对神灵特别关注的巨大庙宇和豪华墓葬”。国王“执行祭司的职能，王宫同时又是神庙……那里没有存在过类似埃及和巴比伦那种执行残暴统治、发展过头和复杂的僧侣制度”。[8]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克里特国家的产生没有柴尔德说的那么早。伦弗鲁、切里和胡德等都认为，克里特的确有国家和文明，但那是公元前2千纪即中期米诺斯时代的情况，主要的标志是宫殿的兴起。[9]早期米诺斯时代即公元前3千纪是克里特向国家过渡的时期。用伦弗鲁的话说： 首先在克里特，之后是在希腊大陆和爱琴海的岛屿上，集权的组织兴起，宫殿是焦点。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来说，宫殿既是再分配的中心，也是国王——如今已高度分层的社会的领袖人物——的住所；手工业和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克里特，文字被用于记录。这是米诺斯—迈锡尼文明的早期阶段，在克里特，它始于公元前20世纪，在大陆上，约始于公元前16世纪。[10] 在克里特国家起源问题上，外来移民的作用一直受到关注。20世纪中前期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克里特主要的技术突破，尤其是青铜时代初期金属冶炼技术的产生，是外来移民带来新技术的结果，尽管在不同学者那里，有关移民来源见解不同。[11]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移民理论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伦弗鲁证明，克里特青铜时代的来临，是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希腊并非一个停滞的时期，农业、定居点、组织、墓葬和技术都有重要的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评估公元前3千纪即青铜时代早期的变革”。[12]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考古资料略做回顾。 公元前3500年左右，克里特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房屋建筑技术继续改进，且常以石头加固。[13]陶器生产扩及全岛。陶俑中出现了奶牛、鸟、蛇等动物形象，也有一些人像，尤其是女性形象。在生产工具中，这一时期手斧大增。从遍及全岛的米洛斯黑曜石工具判断，克里特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包括埃及。 从公元前2800年开始，克里特进入金石并用时代，铜器和青铜器逐渐取代石器，在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克里特人开始了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程。有些学者认为，青铜时代初期陶器有某些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变化，印章文字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引入，都暗示有外来移民到达。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那些陶器更可能源自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变异，原来被伊文斯等视为来自北非或埃及的服装、方形墓葬和集体葬等，也都在新石器时代有先驱者。[14]早期米诺斯第三期的一些特点预示了新时代的开始，该岛北部的遗址有所增加，在东部出现了居民向大的中心集中的趋势，克诺索斯日趋重要。而在麦撒拉平原，虽然考古学家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巨大建筑，但那可能是中期米诺斯时代兴起的宫殿将早期米诺斯第三期建筑掩埋造成的结果，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中期米诺斯时代宫殿的突然兴起。[15]汤姆金认为，早期米诺斯第三期克诺索斯规模较大的建筑群，可以在早期米诺斯第二期甚至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找到先驱者，其中早期米诺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大院，还有西边的建筑，也都与此前的建筑之间存在连续性。[16]也就是说，克诺索斯的建筑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并一直延续下来。因此胡德的结论是：“总体上看，克诺索斯和法埃斯特伟大宫殿的建设，更可能反映了中期米诺斯时代克里特日益增长的繁荣而非外来入侵。”[17]假设如此，则克里特国家无疑始自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经历青铜时代早期的孕育，最终在中期米诺斯时代取得突破，形成了国家。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期米诺斯初年即公元前2000年前后有来自希腊大陆或基克拉迪斯群岛的移民迁入，而胡德在详尽考察了相关理论后指出：“不管是考古证据，还是对青铜时代克里特人骨骼的研究，似乎都不支持中期米诺斯时代移民迁入的观点。”[18]法埃斯特等地的旧宫殿确曾遭到破坏，但那并不意味着入侵。相反，汤姆金证明，克诺索斯的宫殿一直是共同体集体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在中期米诺斯时代经历了多次扩建，扩建的主要区域在原来中央大院的外围，东部扩建最多，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迷宫的大致形态。[19]克里特人使用的线形文字A，系萌芽于中期米诺斯第一期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象形文字又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刻画符号的发展。总体上看，克里特文字可能受到埃及或两河流域的影响，但仍是宫殿因管理库存产品的需要发明的。[20] 就考古资料看，标志着克里特国家诞生的主要因素如建筑、工艺、文字等，都主要在本地文明基础上逐渐发展并达到繁荣。 克里特早期国家的基本特点 由于线形文字A尚未得到解读，学者们只能利用宫殿、陶器和印章等材料窥测克里特国家的特点，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激烈的争议。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只能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 克里特是一个克诺索斯统治下的统一国家，还是多个国家并存？在古代希腊人的传说中，青铜时代的克里特是统一国家。修昔底德明确地谈到米诺斯是克里特的统治者，组建了海军，并且在爱琴海上殖民。更早的荷马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伊多麦纽斯统率着拥有一百座城市的克里特人。至少在荷马的记忆中，克里特尽管城市众多，但只有一个统治者。[21]青铜时代中后期克里特宫殿的分布和文化的统一，似乎暗示了克诺索斯某种程度的霸权。宫殿基本分布在该岛中部和东部，以克诺索斯规模最大，其他如马利亚、法埃斯特和加图扎克罗等，都要小得多。这些宫殿相互之间距离大约35～40千米，而且都不设防。线形文字A文书和印章遍及其东半部，陶器风格也比较统一，暗示克诺索斯的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爱琴海地区在米诺斯中期的米诺斯化，或许说明克诺索斯政治和经济实力最为强大，文化也最为发达。[22] 上述种种，都让克里特是一个统一国家的说法很有吸引力。但即使米诺斯真的存在，修昔底德毕竟生活在1500年之后，他的说法也许不过是当时希腊人最一般的看法，或者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斯塔尔发现，所谓的米诺斯霸权，可能是把公元前5世纪雅典霸权投射到过去的结果，更像神话而非历史。[23]荷马所述，则主要是公元前8世纪或稍早时期的情况，即使偶有青铜时代的传统流传，那最多是青铜时代后期即迈锡尼人占领克里特以后的情况，不足以反映米诺斯文明时代的状况。[24]所以切里等人并不接受修昔底德和荷马的看法，认为克里特各国虽然在政治经济结构、文化和宗教崇拜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但早期克里特的宫殿基本是在各个地区原有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不同地区之间相互独立，每座宫殿可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实力相近。[25]考虑到古代国家最初起源时生产力低下，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笔者基本赞同切里的看法。稍许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当今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青铜时代发展起来的文明中，不管是苏美尔、尼罗河谷地，还是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流域，最初都是多国并立的状态。上述地区都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情况下出现了小国并立状态，并维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26]克里特岛面积为8300多平方千米，相互之间的交通虽然有道路连接，但显然不如苏美尔和尼罗河流域方便，其国家最初也更可能是小范围的。中期米诺斯时代，克里特主要有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加图扎克罗等宫殿中心，分布在东、南和北部沿海。每个国家都以宫殿为中心，控制周边地区的土地，面积一般都在1000～1500平方千米，大体符合最初兴起的国家都为小国寡民的一般规律。[27]即使克诺索斯因实力强大享有某些优势，但从原始宫殿期到新宫殿期，整个克里特看起来相当和平，克诺索斯即使享有某种优势，最多也就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各地应基本自主。[28] 如果克里特是多国并立的状态，那各个国家内部的情况如何？克里特岛南北之间最大的距离不超过60千米，东西之间约260千米，但青铜时代的主要国家都集中在克里特岛的中部和东部，每个国家之间相距不过数十千米，面积也仅1000多平方千米，宫殿实现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无论是交通还是通讯，都不会有太大困难。学者们通常根据宫殿中大量的储藏室及其所储存的实物，以及手工业和贸易的集中经营情况，推测克里特国家可能与西亚、埃及类似，是一种集权体制。这种集权表现为，在经济上宫廷是再分配中心，通过征收实物税，控制农民的剩余粮食，成为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和土地所有者。“中央权力机构极大程度上控制周边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权，大量土地直接隶属于王宫或神庙。出产于国王领地和私有土地的食物以及动物的副产品集中储藏于王宫，由王宫决定分发给各个村落。食品和原材料汇集于王宫，王宫内的贵族得以过上奢华的生活；王宫内外的工人也因此获得建筑、生产用的工具和材料。此外，一旦饥荒或其他灾害来临，储藏于王宫内的大量谷物和橄榄油就可分发给平民。早期王宫内发现的大量储藏设施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采用‘资源再分配’模式了”。[29]宫廷掌握着重要的手工业。卡马瑞斯型陶器的统一规格和产量，以及宫殿内手工业区的集中，都暗示国家对手工业的控制。[30]对外贸易也掌握在宫殿手中。克里特多余的农产品如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被运往埃及、叙利亚等地，换回黄金、铜、象牙、颜料等当地缺少的物品。在埃及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壁画上，有凯夫提乌国使节出现，他们穿着典型的米诺斯的服装，手里拿着给法老的贡品，显然来自克里特。[31]在叙利亚和埃及发现的大量克里特陶器，也说明该岛当时在地中海的商业贸易中相当活跃。希腊传说中的米诺斯霸权，很可能是克里特的商业霸权。[32]如此长途和大宗的贸易，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私人很难进行，应当是国家行为，形式上可能更接近西亚和埃及之间流行的朝贡贸易或礼物交换。[33] 与经济上的集权相适应，克里特国家在政治上可能也是集权体制。宫殿的主人国王—祭司是最高统治者，兼有政权和神权。作为国王和祭司，他可能实行着某种程度的集权统治。[34]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需要举行豪华的宗教仪式。经常出现的被视为国王的壁画上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国王以祭司的身份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35]克诺索斯宫殿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代表共同体举行宗教仪式，伴随着仪式的，可能还有大规模的宴饮。[36]鉴于早期苏美尔、印度河流域、埃及的最高统治者都兼具宗教和政治双重身份，早期希腊的巴赛列斯和罗马的国王，也是神权和王权集于一身，[37]克里特的最高统治者或许也是如此。“克里特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王权形式，学术界称之为‘神权政治’(君主制的一种变体，这种君主制的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力属于同一个人)。王这样的大人物被视为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普通人’甚至连看一眼也是被禁止的”。[38]遗憾的是对于国王如何产生，王一旦继位后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等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对于地方政权的构成，我们同样一无所知。 最后，是克里特国家的社会结构。宫殿的存在本身，已足以说明当时出现了统治阶级。仅仅是完成实物税的征收和分配，就需要大量管理人员。在克里特宫殿的壁画中，我们看到了头戴羽冠、正举行仪式的统治者，记录收支的书吏，练习拳击的少年和穿着时髦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妇女，“皮肤如象牙那么白，大而黑的眼睛轮廓分明，黑而卷曲的头发一缕缕无拘无束地散在前额上，鼻子上翘，嘴唇涂上了桃红色，下巴尖细，分明是高雅而稍显风骚的克里特妇女的代表”。[39]她们不太可能是劳动妇女，而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宫殿中储存的大量粮食和各种用品，都表明宫中人基本依靠从周围乡村征收的租税、手工业者提供的各种产品生活。 当时社会上显然还存在某些比较富有的人士，表现在居住上，就是除宫殿外，克里特还有若干漂亮的民居。“房子有两到三层楼，平顶，上有阁楼或气窗，墙上开窗户”。[40]这样的房子，明显不是所有居民都能享有的。普通劳动者的住所则“分散在王宫近郊的田野和小山丘上。这是一些极其简陋的、紧紧挤在一起的茅屋和曲折狭窄的小街道组成的居民点，与王宫的宏伟建筑及内部奢侈豪华的陈设形成鲜明的对照。……房子本身不大，每间不到50平方米。房子的结构非常原始，墙的地基用石头砌成，石头之间用黏土固定，墙体用未经焙烧的砖砌成，窗框和门框是木制的”。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里特社会已形成了任何早期阶级社会都有的统治与从属关系。可以假定，克诺萨斯(即克诺索斯)王国同克里特其他国家一样，农业居民要为宫廷承担各种赋役。他们必须向宫廷提供牲畜、谷物、油、酒及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收入由宫廷书吏登记到泥板制的表格上，然后放到王宫的仓库，这样在仓库里就聚集起大量的储备粮和其他财富。农民还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和修葺宫殿、辟建道路和灌溉沟渠、架设桥梁”。[41]如果“收获者花瓶”描写的场景为真，则当时可能还存在某种形式的集体劳动。 结论 1884年，当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发表时，施里曼刚刚发掘了特洛伊和迈锡尼等遗址，对爱琴文明的研究尚未开始，古希腊的信史，如格罗特所说，还只能从公元前776年开始。至于苏美尔和阿卡德，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等，都还沉睡在地下。因此，恩格斯的讨论，只能以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为具体案例。就古代希腊国家而论，恩格斯可以讨论的，还是铁器时代希腊人的城邦国家，首要的是雅典。但是，如学者们注意到的，恩格斯关于国家和文明产生的基本理论——生产力的进步及其所引起的农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分工，财富的集中，社会的分化，阶级的产生，社会和部落之间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产生的阶级矛盾和控制冲突的需要，共同导致了古代国家的兴起[42]——尽管经历了20世纪学术界诸多的丰富和补充，这个基本论断仍可以成立。限于当时的条件，恩格斯关于野蛮和文明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理论的阐释，需要我们用更加具体的研究去验证。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论述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时，林志纯先生已经呼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最后的总结章是‘野蛮与文明’，是以结论性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理。我们的原始史后半章，最好是通过具体史实，来说明某某公社如何解体，某某文明如何产生，理论联系实际”。[43]而当今讨论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学者，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体都依循着这些路径展开，把新石器革命和农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分工，分工所引起的社会复杂化，作为论述的基本前提。[44]本文对克里特国家起源和特征的探讨似乎表明，农业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复杂化，生产力的变革，是国家产生的基本前提。早期国家固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和社会分化，国家也的确是那个掌握着最多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而且可以相信，在必要时国家会使用暴力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但国家的职能显然不仅仅是镇压。无论是苏美尔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国家，还是青铜时代的克里特，甚至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国家都承担着组织生产和贸易、通过宗教仪式和经济再分配活动凝聚社会认同等其他诸多重要的职能。国家的产生或许是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但国家并不只能依靠武力维持存在，它必须通过维持和平、防御外敌、履行对神的义务等，向共同体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45]对于国家产生过程中的这些方面，值得我们给予更多重视。 [1]如[英]N.G.L.哈蒙德著，朱龙华译：《希腊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39页；[美]萨拉·B.波默罗伊等著，傅洁莹、龚萍、周平译：《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俄]B.И.库济辛主编，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哈蒙德根本没有谈到克里特有无国家的问题；波默罗伊等谈到了克里特的“城邦”，以及王宫、再分配体制、社会分层、文字和宗教等，但没有对克里特是否有国家表态。只有库济辛主编的《古希腊史》比较明确地把克里特青铜时代的政治组织称为“早‘王宫’国家”，并认为那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2]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in the Third Millenium BC, Oxford: Oxbow Books, 2017, p.45. [3] [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两书在讨论现代早期国家和古代国家时，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克里特和迈锡尼。 [4] [英]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5] [美]布赖恩·费根著，杨宁、周幸、冯国雄译：《世界史前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42－244页。 [6]参见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John Cherry, “The Emergence of State in Prehistoric Aegean,”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ewSeries, Vol.210,No.30(1984), pp.18－48; John F. Chee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in Colin Renfrew and John F. Cheery, eds., 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9－45. [7]如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第41页；易宁等：《古代希腊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9页；徐建新等：《世界历史：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6页。 [8]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第25－26页。 [9]如切里和卡佩特等，参见JohnF.Chee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1－23; 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The Malia-Lasithi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03, No.4(Oct.1999), p. 615. [10]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of Civilisation, p. 51. [11]伦弗鲁对此有系统介绍，参见Colin Renfrew, The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pp.55－60. [12]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of Civilisation, p.80. [13] John C.McEnroe, Architecture of Minoan Cret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the AegeanBronze Age,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p.16. [14]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p.29－34. [15] J.D.S.Pendlebury, The Archaeology of Crete: An Introduction, London:Methuen and Co.Ltd., 1939, pp.47－93. [16] Peter Tomkins, “Behind the Horizon: Reconsidering the Genesis and Function of the ‘First Palace’ at Knossos in Final Neolithic IV -Middle Minoan IB,” in I.Schoep, P.Tomkins, and J.Driessen, eds., Back to the Beginning: Reassess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mplexity on Cret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Bronze Age, Oxford: Oxbow Books, 2012, pp.40－61. [17]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p.50. [18]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p.52. [19] Peter Tomkins, “Behind the Horizon: Reconsidering the Genesis and Function of the ‘First Palace’ at Knossos in Final Neolithic IV- Middle Minoan IB,” pp.55－61. [20]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10页。 [21] [古希腊]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 [22] John F. Cher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6－27. [23]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pp.18－19. [24] G.S.Kirk, ed., The Iliad: A Commentary, Vol.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3－224; [英]M.I.芬利著，刘淳、曾毅译：《奥德修斯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3页。 [25] John F. Cherry,“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3－42. [26]林志纯先生认为，直到新亚述时代，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时代才真正结束，进入以君主专制和行省制为主要特征的帝国时代。参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27] John F. Cherry,“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23. [28] 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 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pp.633－638. [29]萨拉·B.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与文化史》，第25页。 [30] 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第48页。 [31] 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第51页。 [32]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第414－416页。 [33]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的礼物交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4]卡佩特通过分析马利亚和米尔托斯皮尔戈斯的关系，认为克里特实行的是一种相当松散的、非集权的体制，但说服力显然不足。参见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 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p.633. [35]这幅壁画被发现时破损严重，伊文斯等根据壁画的残留进行了修复，但如何修复，尤其是人像面部的朝向和胳膊的位置，一直存在争议。最近的研究倾向于认可伊文斯基本的判断，也接受壁画人像国王兼祭司的身份。参见Maria C. Shaw, “The ‘Priest- King’ Fresco from Knossos: Man, Woman, Priest, King, or Someone Else？”Hesperia Supplements, Vol.33, ΧΑΡΙΣ: Essays in Honor of Sahra A. Immerwahr,2004, pp.65－84. [36] Peter Tomkins, “Behindthe Horizon,” pp.64－72. [37]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第204－259页；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第175－195页；Ernst Meyer, Römischer Staat und Staatsgedank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1, pp.21－22. [38] 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第47－48页。 [39] [美]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40]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第47页。 [41] B.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第49－50页。 [4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98页，尤其是第193－197页。 [43]张强、刘军整理：《日知文集》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2页。 [44]参见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第50－158页；徐建新等：《世界历史：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前者详尽讨论了包括酋邦在内的各种理论，后者具体探讨了古代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和日本古代国家的起源。 [45]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们往往都集国王和祭司的角色于一身，显示了宗教礼仪制度在早期国家权力合法性中的重要性。即使在相对成熟的国家如法老时代的埃及、赫梯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等，与神沟通，确保神灵对共同体的善意，都是统治者非常重要的责任。相关研究参见郭子林：《古埃及的塞德节与王权》，《世界历史》，2013年第1期；蒋家瑜：《赫梯宗教节日中的节中节现象》，《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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