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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骑兵翻墙而来，夺关而入，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如何，体会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总兵官蔡元报告，古北口一带，长城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有关部门“拟同意”并上报请示。康熙皇帝随即下达“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项“安全设施”，即使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美国的“NMD”、“TMD”(战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康熙圣谕中的“民为邦本”，虽然不能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但它毕竟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守国之道”乃“修德安民”;“众志成城”则“边境自固”;“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民心悦则邦本得”。作为一个满族皇帝，见解如此，殊为难得。不特如此，康熙皇帝还曾赋诗对长城讽刺道：“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蒙恬所筑长城》)且不说唐太宗、清圣祖同样重视民心与人才，二人都曾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国势、版图、文化上的强盛与繁荣，不要说他们如何气吞万里，超迈千古，历史与时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们与那些躲在古旧的城墙后面(甚至连城墙也已失去)，恐惧地偷窥墙外的风景，自足地守那只残破金瓯度日的领导人，毕竟不是一个层次。

长城巍巍，边风瑟瑟。绵延万里、历经千年的古长城，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作为物质存在，长城经历了巍峨壮丽与断壁残墙：作为历史存在，长城经历了金戈铁马与王朝更替;作为文化存在，长城经历了和亲出塞与大漠长风。千百年来，在国人心中，长城成了象征，成了符号，其中蕴涵的统一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开拓与守成，华夏与夷狄，文明与蒙昧，远不是这道砖石建筑所能承载的。对于这一物质的、历史的、文化的遗留物，无论颂扬与批评，作为一个天地之间的无生命体，一切争议与纠纷似乎都缘于人们过多地赋予其灵魂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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