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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汤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

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都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

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周边写满了《诗经》中的诗句。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