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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

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17年后，我有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并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汤老先生在美国时，原是在另一所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

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本武侠小说。我对他这样一个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很觉惊奇!白璧德先生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十分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汤老先生回国后，就和吴宓等一起组办“学衡杂志”。

现在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学衡派”的分野就在于，一方要彻底抛弃旧文化，一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学衡派明确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汤老先生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哪里;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向前发展。他专门写了一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研究学衡派和汤老先生的学术理念，是我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起点。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比较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事实上，“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钟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该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徊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

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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