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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12年:湘军将领建议先发制人打日本(3)

刘长佑与曾国藩之间良好的同事加湖南同乡关系从一些历史文献中亦可看出。如道光三十年,“公(刘长佑)五月抵都,寓宝庆会馆(相当于邵阳市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时曾文正公官礼部,极相重,如故交。”(见《刘长佑年谱》,[清]邓辅纶等撰)再如咸丰八年八月,刘长佑与曾国藩同在江西剿太平军,“(刘)率军回抚州,道建昌,曾文正公笑迎之,曰:‘君已尽破贼乎?曷不少留贼资我!”(同上书)同治七年二月,落魄的刘长佑遭贬责南归,“带队过金陵。曾文正握手慰劳,既庆幸生还,又知公清廉,从者饥苦,次以勇粮三千金……”(同上书)而曾国藩还应刘长佑之请为刘父作墓志铭,其时刘父已去世十七年,墓志铭中说:“江君之子谥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渠荫,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见曾国藩《新宁刘公墓志铭》)一代文宗王闿运也评价:“(刘长佑)始领乡军,实先群帅。楚、湘义旅,江、曾盛烈,公倡之也。”(王闿运《武慎刘公墓志铭》)

造成“三刘一江”为曾国藩部属错觉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刘长佑的堂弟刘长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后阵亡于长沙靖港。

四、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刘长佑建议先发制人讨伐日本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来,曾国藩、刘长佑等湘军将领为挽救腐朽的满清王朝,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然是罪责难辞的。然而,谈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让知识分子极为头痛的话题。对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作家唐浩明在其巨著《曾国藩》中对曾氏己叙之甚详,关于楚勇诸将亦如是。如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千方百计运用江南的财力,维持残破的国家运转;刘光才退休后几乎将全部家财捐献给修桥修路济困扶贫等慈善事业,都是不容抺杀的历史功绩,此处只介绍刘长佑几桩几为人所淡忘的事情。

同治十年七月,遭贬责的刘长佑受命于危难之中,从广东巡抚调往广西,当时广西及越南的情况很复杂: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越南积弱不振,法国人侵略越南,并意图将魔爪伸向中国内地。刘长佑要面临的是国际关系、民族、防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审时度势,主张安抚、联合刘永福的黑旗军,遏止法国人在越南的势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起初,法国人安参将想要“游历”广西,并由总署函告,刘长佑恐窥探我防务,以“山河险阻,游匪尚多”等“安全原因”回书婉言拒绝。后来,法国人在越南被黑旗军刘永福重创并收复河内后,又“友好”地提出与越南“会剿各匪”的建议,刘长佑识破了法国人的阴谋,他上疏说:“至于法人与越南会剿各匪之议,如果属实,粤西得以一意设防,不复兼筹援剿,既可纡越南之望,更可释法人之嫌疑,计孰便于此者!而不谓法之创为此议,初未与越南会商,其意惟在撤粤西之兵,报河内之役,且欲越南自绝于中国,并使粤西失其外藩也……则会剿之未可遽信也。”他更加加大了对刘永褔诸将的军备支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