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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5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后“周扬以车送归”。“文代会”之后当然不再需要什么文研会了。

至于柳亚子喜打抱不平，到处写信从以下二事可证，1949年初黄绍竑的侄女黄波拉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来到北平，食宿都发生困难。柳亚子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派秘书对黄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为了画家尹瘦石成为文代会筹备委员的事，到处给茅盾、周扬等写信。此类的事他都热心得很，所以他自称是个“无事忙”的贾宝玉。

7月1日，宋云彬收到了柳亚子回信，他在日记中说“接柳亚老复函，谓：‘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55]

7月4日，宋云彬又收到柳亚子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从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一夕谈后，已经“心平气静”。[56]大概就是这次，他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得知自己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7月8日，宋给柳亚子写了一封回信，并在附诗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附和诗，即《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鵩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58]

三天后(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那里吃午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59]然而对于“热情横溢”的柳亚子来说，他内心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此后，自北行以来写诗不断、到处赠诗的他很长时间几乎都不写诗了，1949年下半年没什么诗，连“开国大典”都没有诗，尽管他被安排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