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内老同志被趁机“监禁”(5)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50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徐向前回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聂荣臻回忆：“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他对当地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议，并对一些工厂、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聂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邯郸军分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当秘书，同时向这位干事交代：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安全上绝对保证;不能介绍部队情况。 叶剑英、曾山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奉命迁住湘潭，但仍不让他们接触社会，也不让自由活动。两人提出：“我们到乡下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不予批准。叶剑英去了一趟广东看望子女，回来后，被责问：“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剑英后来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过岳阳、湘潭等地。 陈云住在南昌市郊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委决定他在附近的化工厂“蹲点”。陈云每日上午去厂里参加活动。他还去了几个工厂考察。1971年7月至9月经中央批准回京办家事。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了批判林彪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1970年八九月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人参加了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在监视下生活，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软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