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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内老同志被趁机“监禁”(6)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疏散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遣送到河南罗山农场劳动改造。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是在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以后,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并很快恢复了他原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