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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罗斯福的态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发自内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义”(借用马歇尔的话)?是他纯粹想要帮助中国，或是出自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准盘算?我们甚至可以问：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假如西方国家没有把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主要盟国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产生何种印象?

其实，此时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称不与西方合作，而在东南亚也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士热烈响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这些发展都让中国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唯一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中国已经拖住了超过50万以上的日军。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罗斯福是否在实行恩赐，而是西方国家在它们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还能够冒险地把中国排拒在主要盟国之外?

半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必然使蒋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

退一步说，排除一切温情主义，而从一个纯粹外交权谋问题来考虑，一个拥有强国地位的中国，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同盟国结构仅限于三角关系(即英、美、苏联)，那么美国就必须担心英苏在某些情况下联手对付美国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中国成为第四个成员，而中国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会唯美国马首是瞻，就会加强美国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分量。换言之，美国等于在口袋里装有两票。总结地说，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也可以视为美国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牵制英苏两国，还可以无休止地向中国示惠，同时收取实质回报。

罗斯福……在1942年1月邀请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美国。邀请函所表达的诚意和重视的口气，很容易就感动了中国领袖，使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重视中国军事代表，就连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蒋介石赶紧委派代表赴美。蒋介石把罗斯福的邀请当作认真大事，几天之内就任命亲信智囊熊式辉为代表团团长。

几乎从一开始，熊式辉的处境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噩梦。登上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军用飞机时，机组人员要求中国代表团成员坐到机舱后方，因为较好的前舱位子是专为白人所保留。他们在美国南方迈阿密市着陆后，又被塞进火车里一个狭小的包间，因为大包厢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达华盛顿之后，他们的屈辱也还没有结束。当他们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理发店理发时，店主拒绝为他们服务，理由是他们是有色人种。因此，熊式辉在还没有展开工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一连串的侮辱弄得极为不快。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示军部一路上负责接待任务人员的无能。从最糟糕的角度来解释，它们却可能非常正确地反映了军部领袖们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心态，因此下级军官才胆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为。

严格地说，熊式辉的苦难其实是到了华盛顿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42年3月16日就已经作出内部决定，美国必须打消中国代表团想参加同盟国会议的念头。因此，一旦熊式辉完成了他对美国政府各部会的礼貌性拜会，以及听取它们漫长的例行性简报之后，很快就被打入政治冷宫，完全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