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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至15世纪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步入晚期;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明朝自宣德以后，历代君主大都荒淫腐朽，不理朝政，或荒嬉无度如武宗，或专事玄修如世宗，或静摄深宫如神宗，或童昏暗昧如熹宗，但皇权却不曾坠地不收。历史上迭出不穷的后妃、外戚、权臣、宦寺、藩镇胁制君主之祸也绝无发生。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慨叹曰：“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确如是，回顾历史，秦、隋两朝暴君继位，二世而亡;汉、唐盛世，遇一昏君(汉元帝、唐玄宗)而中衰。而明代皇权之所以“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其关键在于：一、建立了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二、明统治者总结和汲取了历史上皇权陵替的经验教训，特别加强了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防范和控制。使任何政治势力、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都无法也不可能游离于皇权的控制之外。此外，明代皇权在政治上实行极端高压恐怖的统治模式，企图以血腥的暴力手段确立和维护专制主义皇权的绝对权威。诸如创设厂卫特种镇压机构和诏狱，制造各类政治大案、要案、血案，株连蔓引，以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等，就是这一统治模式的集中体现。其严重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明朝皇帝通过上述方法和措施，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监察诸大权于一身，从而确保了专制主义皇权在统治阶级内部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形成了晚期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

在讨论明代皇权之前，必须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学内涵作一简要分析考察。

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形态最本质的反映。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正像球戏中一个球向另一个球发出时就应该发生它的效力一样。”皇权(或称君权、王权)仅就词意而言，无非谓皇帝(或君主、国王)个人执掌的权力而已。但将其置于政治学范畴和中国封建社会具体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则包涵了多方面的意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和巩固于秦汉。这一体制由三项基本制度构成：即皇帝制度;等级官僚制度;地方郡县制度。其中皇帝制度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影响并制约着其他两项制度的发展变革。

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几乎一致认为，自秦、汉确立皇帝制度后，皇权遂不断加强，至明、清而跻于顶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解答的概念问题——皇权强大的政治内涵是什么?即怎样从政治学角度去理解皇权的强大。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以历朝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皇权强化的标志，认为君主通过改制达到了分权于下而集权于上的目的。这种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很难作为一种政治学的概念标准来判断皇权的强大与否。历代专制君主虽殚精竭虑企图集全部大权于一身，但做到一人真正“独治”全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各个朝代的政治改革，或是将中枢权力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或是将其分割，交由若干机构、若干人共同执掌;最高明的“创制”如明清统治者，是在皇帝和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力中介机构，以确保皇权对中枢权力的控制。那么，怎样衡量皇权在政治上是否强大呢?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结论必须依据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其一，皇权的稳定。其二，皇权的效能。所谓皇权的稳定，是指皇权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皇权能够有效地防止和镇压任何企图反抗、颠覆、或者威胁皇权的异己势力。而皇权的效能，是指皇帝能够不受阻隔地贯彻自己的意旨，并且作为最高权力载体，有能力指导和推动整个国家机器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本身的政治功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皇权不稳定，自然谈不上强大，而皇权无效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个中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有些论者往往把皇帝大权独揽、恣意妄为视作皇权强大的标志，实际上皇帝过分集中权力、独断专行就会使皇权失去效能，并破坏本身的稳定性。

秦二世胡亥认为“凡所谓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厉行所谓“督责”之术。“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愤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结果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君主事必躬亲，一人独断，势必造成上下梗塞，万机废弛。王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被称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对皇权稳定与皇权效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做过精当的论述：“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唐太宗与诸侍臣的一段对白鲜明地体现了其为君之道。“上问房玄龄、肖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正因为唐太宗能适度使用皇权，充分发挥大臣的辅政作用，故能成就辉煌千古的“贞观之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