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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从暴力秩序到商贸秩序,从零增长到正增长


    
    
    拿到《商贸与文明》新书,就想起当初读到《技术与文明》时,看到的“文明三部曲”目录。《技术与文明》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读了古今中外一些有趣的历史案例和作者的思考,而《商贸与文明》则以商贸与暴力的博弈为主题,讲述了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商贸集团如何营造商贸秩序,并实现正增长。
    作者在这本书的开篇引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说,美国和墨西哥仅仅一墙之隔,却因为两种不同的制度,造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
    人类文明中最大的财富就是个人。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天赋和努力,是社会幸福和文明前进的最大来源。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社会,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尊重、嘉许和捍卫个人的权利,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肯为社会贡献自己最大的价值。
    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大多数人都是耕田挑水的农民,商人总是极少数人。中国古人说的四民是“士农工商”,农民和商人这两种生活状态、价值观、社会规则完全不同的群体,如果要进行交易,就必须有一种“居间规则”,否则交易无法进行。这种“居间规则”就被张笑宇称为“商贸秩序”。
    做学术研究,最讲究作者的原创精神,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张笑宇提出的许多新名词,和一些对历史的新说法,“商贸秩序”就是一种,相对的还有“暴力秩序”,以及“零增长社会”与“正增长社会”等等。
    无论中外,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暴力秩序主宰一切,暴力集团压迫商贸集团,暴力秩序大于商贸秩序。暴力秩序让我想起吴思的“血酬定律”和“潜规则”,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权力秩序的产物。无论暴力秩序还是权力秩序,都是依靠暴力和恐怖(合法伤害),而商贸秩序则是非暴力的、公平公正的、和平协商的、契约化与文字化的一种文明法则。
    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而古代也有商业。在传统社会漫长的暴力秩序之下,暴力集团偶尔也会允许一些商贸集团自治,从而能够出现一些孤岛式的商贸秩序,也就有了一些局部正增长现象。从亚述帝国的推罗到清代的十三行都是如此。
    总之,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商贸秩序其实只是局部的个别现象,而非普遍现象。用本书的书名来说,所谓“现代世界的诞生”,也是“商贸与文明”的诞生。换言之,商贸秩序也是现代社会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进一步来说,“是商贸秩序催生了现代民主,而非现代民主决定了商贸秩序。”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罗马帝国这个军事暴力国家的社会结构。在罗马帝国,商贸集团处于被压制状态。相比之下,迦太基则是一个商贸国家,但迦太基的商贸集团并不信任暴力集团,从而导致了迦太基的灭亡。在罗马帝国,出现了很多商贸城市,最著名的莫过于庞贝,庞贝最后毁灭于一场火山灾难。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自治的传统在威尼斯被发扬光大,出现了一个不受任何国王统治的商贸共和国。威尼斯的自治权也得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承认。
    第二章中讲道,在中世纪时,威尼斯建立起了一个横跨地中海并影响世界的商贸秩序。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甚至占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至此,商贸集团完全控制了暴力集团,并联手十字军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
    正是在威尼斯等城邦共和国的孕育之下,才出现了改变世界的文艺复兴。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各种自治性的商业行会进一步将商贸秩序完善。在这里,作者举了一个《水浒传》中的例子,浪里白条张顺是个“渔牙”,他负责维护渔民卖鱼的商贸秩序,李逵是个体制底层暴徒,他试图以暴力侵犯这种秩序,便与张顺打斗起来。
    相比来说,西方中世纪的行会的暴力色彩要弱得多,而专业性却要强得多。比如,佛罗伦萨有七个大型行会、五个中型行会和九个小型行会,其中七个大型行会分别覆盖法官与律师、布料商、羊毛商、银行、丝绸商、医生与药剂师、皮匠七个领域,每个领城的专业知识技能门槛都很高。
    这些行会是商贸城市的主导者,也是城邦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一个城市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组织和渠道”,而意大利的这些城邦国家的实质“就是一个以商人行会为组织基础建立起来的‘公司国家’”。在整个中世纪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和国王像威尼斯这样将民众的幸福和利益当成一件事——
    多少国家元首一生平庸,碌碌无为,而那些志在开拓四方的有为君主呢?用零增长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看,这批人无非就是最大化暴力价值的恶棍,本质上,他们是荼毒民众的人,是尽可能压农民集团劳动力成果的人。
    正是从威尼斯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无论在哪种意义上,15-16世纪都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开端。”
    威尼斯作为一个商贸集团国家,它是由贵族议会统治的,相比之下,汉萨同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欧洲商贸联盟,它没有统治者,或者说是“去中心化”的,是一个依靠“宪章”建立商贸共同体。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
    
    威尼斯位于南欧,汉萨同盟位于北欧。“汉萨”的本意是堆积,商品堆积之处也就是货栈。汉萨同盟也就是商人联盟,成立于1241年。随着汉萨同盟的壮大,不仅很多德国城市加入进来,就连一些国家甚至条顿骑士团也加入了汉萨同盟。
    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兴起,无论是南欧的威尼斯还是北欧的汉萨同盟,都迅速衰落下去。一个全球化时代将商贸集团带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在大航海之前,欧亚大陆的东西长途商贸以丝绸之路为主。因为丝绸之路,中国进入早期的全球商贸秩序,这其中,作为粟特人的安禄山史思明和作为阿拉伯人的蒲寿庚成为改变历史的著名人物,纵横西太平洋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不仅是一个海盗与商贸集团,更成为左右东南亚政治走向的重要势力。
    第四章讲述中国历史上这些跨国商贸集团如何在暴力秩序中艰难求生,并成为改变历史的新暴力集团。
    第五章继续回到欧洲,讲述了15世纪到17世纪,商人与君主结盟,商贸集团与暴力集团互相联合,引发了欧洲一系列社会变革,如葡萄牙亨利王子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资助和支持大航海运动,火器和新式军队的军事革命,印刷和新教的宗教改革,等等。这其中,尤以荷兰共和国的诞生和英国光荣革命最具代表意义——国王的专制权力被关进宪法的牢笼,暴力被商贸驯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崛起,正增长时代从西方社会拉开序幕。
    在我看来,“正增长秩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很多缺陷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但是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可以降低暴力的伤害。这样的世界,是迄今对每个人而言体现最大善意的世界。
    
    本书最终想说的主题是,一个商贸与暴力相结合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就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礼。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如脱缰野马一般一泻千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正增长。仅仅一二百年时间,所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财富的总和。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在于商贸秩序的稳定和主导作用。
    在商贸秩序之下,依靠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资源都得到最佳配置,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释放,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教育提高了一个社会所有劳动者的普遍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商贸秩序让大自然积累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炭和石油也被人类所利用,从而让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源,并将其转化为财富。
    现代社会是一个正增长社会,对现代人来说,增长是必须的,增长也成为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甚至还出现了“摩尔定律”这种加速增长的现象。但人们常常会忘记,这在古代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零增长社会。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很多人常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前者谋“道”,后者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工业革命来说,最重要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发明飞梭和珍妮纺织机的都是普通纺织工人,发明节能蒸汽机的瓦特也只是一个机修工。古希腊时代也有科学,但却没有工业革命,这恰是因为技术未能得到广泛发展——
    科学家的天才靠自己,工程师的天オ却要靠社会。牛顿是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物理学天才,他在自己的书斋里就可以算出经典力学原理。但瓦特不一样,他的所有发明创造,必须得到工厂和企业家的支持一一改良蒸汽机不是他个人的智力游戏,而是现实经济运行的需求。
    工厂和企业家,乃至市场,这些都是商贸秩序的体现。由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商贸秩序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出了对历史的回望和对现实的思考。商贸秩序本身就意味着开放和法治,意味着公开、公平、公正,将权力和暴力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也是现代社会被视为一种文明的核心所在。商贸秩序与暴力(权力)秩序之间经过几千年的战争与博弈,最后终于通过宪政让二者互相制衡;正是这脆弱而又微妙的平衡,才构成我们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
    回过头去再看刘瑜在本书的推荐序中的提醒,就让人不免感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类跋山涉水几千年,终于摸索到这个脆弱的平衡,但是今天,权力的蛮横、国家间的角逐、仇商的民粹主义、各国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不平等的扩大等等都可能重新打破这个平衡。”
    
    《技术与文明》中多处写到中国,甚至以秦弩作为开篇。相比之下,《商贸与文明》主要以西方和历史为主题,对于中国着墨不多。其实,现代文明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儒家思想禁锢的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没有丝毫关系。
    就现代史而言,中国从利玛窦时代就接触到现代文明,但基本上是敬而远之,直到鸦片战争这场悲剧的发生。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又演变为更大的悲剧,这就是甲午战争、庚子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场现代化启蒙,这场启蒙运动仅限于极少数城市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乡村里的传统的农民,他们更相信秦始皇和陈胜吴广的暴力法则。而事实上,抗战和内战确实使中国处于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秩序中。
    新中国成立后,对现代文化仍然没有超过“体用”太多,计划经济本来就是一种权力秩序,而十年浩劫更将其演变为暴力秩序,崇尚大公无私,斗私批修一闪念,民间商业活动都遭到取缔,投机倒把是犯罪、割资产阶级尾巴,等等,以政治运动将仅存的商贸秩序彻底摧毁。三十年时间,虽然从国家机器层面有很大提高,但从数亿民众生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零增长社会”,唯一增长的是人口。
    
    
    就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而言,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其实只是这四十年的事情。
    四十年前,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村子里,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做着农民,家家都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根本没有消费可言。出门只能依靠步行,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子太远。虽然也有一些学校,但却上不起学,大多数人既不认识字,也没有看过书,对历史对世界基本一无所知。
    正是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全面引入全球商贸秩序,暂时放下了阶级斗争(文斗加武斗)的暴力秩序,终于从零增长进入这四十年的正增长时代,每个人都积累了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难怪现在不断有官方人士像发现房间里的大象一样宣称,中国这四十年高速增长不仅是新中国这70年的大变局,也是中国自辛亥革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大变局,更是自秦始皇自神农以来的三千年所未有的大变局。
    然而讽刺地是,人向来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很多人来说,虽然享受着商贸秩序带来的财富,却不知道商贸秩序的难得与可贵,还有不少五毛六毛怀念五十年前的零增长社会,试图以暴力秩序全面取代商贸秩序。这种思想的滞后与反动,不仅是因为人类在历史面前的无知,更是一种人性的缺陷和弱点,或者说劣根性。
    
    中国古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不同于一般平民。现在每个人都要经过学校教育,但学校里只教你考试,却不教你读书,结果大多数在学校里的人和从学校出来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读书。所以即使现代社会里人人识字,读书人依然是少数。
    中国古人论读书,讲究先经后史,经史不分,甚至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说法。张笑宇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畅销书,比如《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娱乐之作。从《技术与文明》到《商贸与文明》,张笑宇的写作是严肃而深刻的,字里行间貌似行云流水,娓娓道来,但都是思想大于历史,以历史启迪思想,以古代映照当下,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张笑宇在书中说:“我们阅读历史,为的是理解与我们思维方式不同的人,而不是为了强化我们本身固有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世界更是一面大镜子,从历史和世界这面镜子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和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对于现实,我们因为身处其中而常不自觉,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张笑宇先生用这样一部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深度揭示了现代社会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其中洞见颇多,阅读过程总是不断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快感。
    我们虽然喜欢历史,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与传统儒家农耕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仅读中国历史,根本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所以这些年来,世界史和现代史成为图书市场的一股清流。这方面的新书主要靠引进和翻译,能有《商贸与文明》这样的本土作者立足中国写出一个现代文明的读本,真是令人惊喜。
    张笑宇虽然是政治学博士,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作者,他有过很多学院派作者不具备的阅历和国际视野,再加上历史和写作情怀,让他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具有他个人特色的人文视角。其行文与思考总是纵横万里,跨越古今,能够帮助读者打开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从今年3月《技术与文明》出版到10月《商贸与文明》出版,半年时间连续推出两部现象级的畅销书,张笑宇不仅得到了如许纪霖、刘苏里、刘瑜、罗振宇、胡洪侠、郭建龙等许多名人大V的加持,也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口碑。《技术与文明》出版以来好评如潮,相信《商贸与文明》一定更上层楼。也盼望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产业与文明》出版,庶几早读为快。 (责任编辑:admin)